六四流血不可避免吗？（八九民运思考之一）

韩国光州事件与台湾绿岛事件我不了解。

中国的89民运，确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枪声响了，大局定了，这点可能与很多现代民主运动的命运相似。

在火兵器主导的现代，面对意志坚定的掌控着军队的独裁者，民间抗议运动的命运也就是这样了。

64事件不得“平反”，大概是相关镇压人士及事件得利者势力犹存，“平反”不单会使他们丧失利益，而且有遭致清算危险，况且若“六四”若平反，可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地位不保。
事后看来，89民运的转折点自绝食始，这是个“胜负手”，绝食学生放手一搏，球到了中共脚下，然而历史若可假设，绝食只是学生把主动权丧失了，并不一定会必然招致失败，众多因素起作用的事态里，正确的行为也可能招致失败，错误的行为也可能意外成功。历史的分析很难有确定性，但是，事件的概率是正确行为的分析依据和起点。我和王超华等北高联常委院校代表坚决反对发起绝食的原因也在于此。

我记得在说服马少方放弃绝食之议时，曾提醒他：中共政治局不大可能在一周内否定4.26社论。希望他考虑到僵持下去的局面如何收场，并在他强调绝食是绝食学生的个人行为时提醒他，其他学生不可能在他们在广场绝食的时候继续上课，而在声援绝食学生之后也有可能加入其中。他所说的发起人能够控制绝食人数的想法是不可靠的。

在马少方去年“历史在鞭打现实”一文中这样提到：

“绪光由此以后，交往比较多。绪光的理性、纪律和随和，让我这个散漫惯了的人，很是佩服。记得五月十二日晚，我去北航看大字报，正好赶上北航在开一个会议，绪光在会场门口撞到我，立即说：正好遇到你，两件事，一是请你在这里讲讲绝食倡议的事，也听听大家的意见，一是会后一起去北大向「高自联」的常委们讲讲绝食倡议的事。我说：在这里讲一下绝食倡议的事可以，去北大参加会议就不必了吧。绪光非常认真地说：不行，你一定要去，去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有没有补救的措施。原来绪光并不赞成发动绝食，所以他希望我能去听听，也去阐述一下自己的观念。他希望我们慎重对待这件事，并且向我分析了绝食可能带来的后果。可惜，他又哪里知道，我这个绝食倡议人，也是不赞成绝食的，王丹也不赞成，王丹的签名还是被我逼的。但倡议已经发出去了，并且我也在北航看到了张贴出来的绝食倡议书，还看到了上面有很多人跟著签了名。到那时，我也没有认真想过真的绝食了，结果会怎样，又当怎样收场，而绪光已经在认真考虑这些事情了。 ”

当时的形势是，北高联大会在“五四”前通过决议，决定于“五四”后各高校陆续复课，原因在于各个理工院校课程拉下很多，而且由于“4.27”抗议游行成功地反击了“4.26”社论，使校园中和知识界中紧张的恐怖气氛为之一变，大家的情绪也缓和了，后来在中共统战部我听到戴晴讲“4.27游行，是学生救了知识分子”。五四大游行，去天安门广场，在高联常委会是4：4，一票弃权，结果提交大会表决，大部分没能参加“4.27”游行的小院校非常积极，高票通过游行至广场并于广场纪念“5.4”的决议。

事实证明，“5.4”游行比起“4.27”游行的气氛已经大变。而且随后的光明日报对游行作了图文报道，图片中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会旗上的“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字样清晰可见。
中共的宣传口也顺水推舟地将学生的复课与赵紫阳的“54”讲话联系在一起，倒果为因地称复课为赵紫阳讲话的效果。

我记忆里，五四后，仍坚持罢课的学校是“北大”和“北师大”，有意思的是，这也是两所有悠久学运历史的高校。

绝食的发起者（绝食发起六人王丹，程真，吾尔开希，杨朝晖，王文，马少方；前列四人为两校学生）和绝食团的骨干也是以两校为主。

民主运动的发展高潮和成功当然是以各类条件为依据的，但是在历史分析中，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身大陆的研究者往往忽视时运和个别关键人物的偶然因素,其实古人早就发现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互动关系。站在历史的情境中，必做之事和必不可为之事都是当事人的主观看法，事件变迁以各种偶然和意外所展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故而我并不赞成“六四流血不可避免论”。

民主运动的发展高潮和成功需不需要条件？当然需要，一般地说，需要和平宽松的政治气氛。事实证明，在现代中国，往往是和平宽松时期主流舆论危机意识强，而在危机时期中的主流舆论往往是歌舞升平和麻木不仁。在国家的危机中独裁专制政权才得以稳固，而在国家安全和平的环境中，独裁专制政权的危机倒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交接很多是和平和半和平的方式，比如辛亥革命就是以清帝逊位方式完成。中国近代史的战祸不断主要与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和日本有关，这两国确实是中国人近现代史上的大祸患，无日本的入侵和俄国势力的介入，（国共两党均是赤色俄国的孽生物。），20世纪的中国史肯定得全部重写。

从结局看，中国大陆应当兼具苏东共产极权国家与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西方国家和韩国台湾东亚国家的双重特点，是由掌握极权政府的共产党向威权政府靠拢的结果。这可能是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带来的特点。在89年前，新权威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知识界和官方的主流思想，而自由主义是完全弱势，“六四”事件使民间与官方的精神和情感彻底分立，政府和民间都明白了，人民不是政府的人民，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放弃幻想，各奔前程。“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朝野各自的共识。六四血案，苏东巨变，幻灭了体制内外改良力量的指望和预期。讨论的话题也由如何改良传统社会主义变成了如何向自由资本主义转轨。不同看法的分歧更多地着眼于手段和利益的界分。 政府变成地道的新权威主义政府，而民间社会开始向传统文化和自由主义寻求资源。
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与2005年的思想界实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是太幼稚，太浮燥了，积累和深度都差很远，是个囫囵吞枣来不及消化的时代。当然，那本就是个“狂飚突进”的文化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极好的，“六四”前的绝食和戒严期间，（香港传媒云：还没“军管”已“学管”。），据官方媒体报道统计，在北京，在警察不作为的情形下，交通事故率和刑事犯罪率都下降了。学生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极其和平和非暴力。

89年，不光市民而且包括也包括学生和知识界主体，并无明确的自由主义图景。而一旦发展到戒严对抗，多数人就无行动的心理依据了。六四镇压前，大部分北京学生和外地声援学生已经撤离广场，只有少部分人坚守。而到了六月三日当夜，当戒严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时，在校生和市民又拥上街头保护那些满怀“革命激情”的广场坚守者。因此伤亡在天安门广场之外的市民何止万计！说“因此一旦镇压开始时,只有学生在孤军奋战”是绝对不公道的！！政府的愚蠢成就了89民运。也启示了知识界的心智。

任何时候，当政府和人民心怀革命和反革命的恐惧时候，自由是罕有的。

“民主运动的高潮”不是假想，是认知的错误。那些热心深受“共产革命神话”影响的“广场革命者”，将市民的出于道德同情的声援高潮当成了“民主运动的高潮”，同样，“六四”镇压，从狭隘处看是对“民运”的扼杀，从广义上看更是对“自由”的扼杀。 “因此,如果历史可以重来,能不能尽量避免这场悲剧,尽量不与政府彻底决别和撕破脸皮,以一种更理性和现实的态度以保护稚嫩成长中的民主和启蒙运动.而同时以这种运动建立起影响力和威信,给改革派以依靠,在朝在野同时进行民主运动.而同时在那场运动中所做到的那样,争取到权利展开与政府的对话,施加影响压力,而做到一种良性互动.”

这是民运在六四流血后的主流意见，也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理想方案，其有效实施，不单要朝野良性互动，还要有好的环境。在朝野双方的稳健力量不能以坚决意志制止或不妥协于那些认知和意志都很决绝的己方强硬分子的鲁莽行动的时候，对抗结果难以避免。况且，对于一个长期的不能形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民间政治抗议环境的大陆中国，奢望骤然勃兴的民间抗议运动能够像一个理性组织一样应对中共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极权组织，是有些妄想。

对于学生的不成熟，我是这么看，正是学生的不成熟和他们的自知之明，使他们将自己的目标限定于有限领域，不做无法自控的行动，而且在严格污染了的政治思想和话语之外，他们提出了“落实宪法三十五条”和“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并要求对话解决。这些行为现在看来，仍是如此精彩。而这一切，正是“北高联”“对话团”两个主流学生组织在清晰认知到学生的局限性和时势环境的特点而采取的。他们在行为中严格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深知学运不可能不为党内权力斗争利用，所以他们更加注意不主动介入党内斗争的原则， 保持学生运动“纯洁性”的原则。如此这般，由于学生谨守原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反而学运搞的有声有色，而所谓成熟“黑手”的介入，反而有可能是失败的祸端。

那种纯粹以得失论成败的事后诸葛亮们式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建议，无论是大众式的“见好就上”还是精英式的“见坏就上”都是不治病的狗皮膏药。都是夸大了相对于环境和对手而言自己的能力。以当时的情势，89学运能够全身而退，以待时变，就是大功告成了。遑论成与败！
在新的时代，政治博弈的环境变了，而邓小平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以你死我活的心态看待问题，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看待正常的民意表达。而这恰恰和那些迷失于“人民革命神话”的激进学生和其幕后黑手（负责任的说，我也是揣测他们的存在）形成对手，搞了一场臆想之中的真实战争。而整个中国和普通的良知之士却为这些恐龙时代的老练的和幼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付出了血的代价。

“有人说,89民运成就了东欧,却没成就自己”是有些道理，“64”惨案以及整个文明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谴责和制裁，在东欧领导人内心所唤起的良心震动是不能小视。对于苏东的演变是有不可以低估的心理影响，就如同苏东巨变也影响了中国朝野的心理和认知。

在非暴力的图景下，天鹅绒革命之后还有颜色革命。

“阿卡耶夫说，他没有下令警察向示威者开枪，这是他总统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所作出的唯一正确抉择。’‘我没有让我的双手浸满鲜血，我没有允许国家出现分裂’，阿卡耶夫说，‘我留给你们一个清白的心和灵魂，不值得为权力流血，哪怕是一滴。’”

‘我留给你们一个清白的心和灵魂，不值得为权力流血，哪怕是一滴。’这个就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精神！

古语云：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说到经验，有个玛雅人的神话传说，说到了经验总结和预防的悖妄。他们预测世界有三次灾难，第一次他们居住在河谷，结果发洪水；后来他们住进森林，结果生了火灾；最后他们搬上山，却碰上地震。

从事后看祸患，都是不可免的，原因简单：免过了的祸患（可能发生的）都不是祸患（事实发生的）！所以我常想，六四的发生，事后看来，简直是在劫难逃，是中国一劫，因为事后看来，中间有那么多的机会，都可以不走到那个血腥的63之夜。当然，这是宿命的说法，卸去了相关行事人的道德责任，不能替代认真的探讨。而人世间的道德和规则的价值，就在于由于我们事先不可能知晓行为的结果和全部意义，所以我们得遵循道德习俗和戒持。

结果的不可逆转只能加强对行为者的责任要求！

尽管个人是无知而弱小的，然而罪错却不可免，作为89年学运和民运的亲历者，我无从回避来自各方的对我当年行为的指责和审判。事实上，在1991年，对我而言，紧随中共的审判的就是流亡海外的激进学生领袖的指责（前者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后者参见莱因笔会《回顾与反思》），只是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自律，我不客气地回应了前者，却客气地一直没有回应后者的指责，这个也是我的心理不够强大的一个证据吧。


2005年10月5日修定于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