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朋友”见面

前面的话：首先，我要向下文中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你”先生报歉，此文纯属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者，如有冒犯，请多包涵。我本无意进入历史记载，你也无此心。可是老天在上，你走入了我的历史中，这是天意吧。

我来北京有三年了。

2003年，你电话里一开口就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你能不能来市公安局一下，我当时就恼了，无事，不见，有事电话里说。你说是朋友，过去就见过的啊，可是如此不客气的朋友我是交不起的。你随后又说我应当见你，说见你是公民的义务，你代表政府，我说不知道哪条法律规定了这条公民义务，你问我在北京做什么，我说做股票，你说西安不能做吗？我说谁规定北京不可以做股票？话不投机半句多，最后你说那以后也不要不接我的电话啊，我回答：你不会说接你的电话也是公民义务吧。

今年7月7日前一天，你来电话，要约见我，我说不见的好，你称现在与过去不一样了，从形式到内容都不一样了，我笑道：可是我不想要你那个产品啊！你说于工作和朋友都应见面，我说你那个身份不好作朋友，而且那个工作是你的又不是我的．你还是希望约见，让我考虑考虑，改天再来电话，我说，那好吧，考虑考虑．

9月29日本打算把邓正来译的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再看几章，然而你来电话了，下午就要见，鉴于我来京三年来你几次约见，我都推掉了。你如此殷切，我也不好再推拖，况且你还说“见面对我有好处”，除了坏处，我想不出对我有何好处，反面理解，可能是不见就有不好处吧！还是见了吧。 我说可以带录音机吗？你说无所谓，随后说，不要啊！呵呵。

下着雨，堵着车，你还是来了。

时光飞驰，你我都老了，头发已花白，你我都说：“走在大街上我不会认出你”。你告诉我，政府变了，公安变了，看法和手法都变了，我记得七年前（那时你们也是要请“郑旭光先生”去北京市公安局谈话，后来改在麦当劳）你就这么告诉我的，说和五年前不一样了，是啊！老邓老杨也死了，宪法也变了，核心也退了，李鹏也要写“关键时刻”；那个正宗的国民党也回来了，上了北大的讲堂讲“自由主义”，坐惯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中华民国”大牢的李敖老先生也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大讲“言论自由”，来摸老虎的屁股，还号称是“偏要摸！”，“是老虎让我摸他屁股的。”

中国共产党也想学好了，温家宝说：“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胡锦涛说“我们所建立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

多好听啊，如此美丽的语言。

世界变化大啊，“64”以来，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没剩几个了。

记得89年在秦城看守所的时候，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出事的时候，所长把我提出去问话，问我怎么看：我很谨慎的回答说“既有今日，必有当初”。（以民间俗谚当解说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或者“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至此之后，所长就不怎么搭理我了。 当时有个自感“理论修养”满高的“管教”（想想看，这些昔日的看守或曰狱卒，却要代父母管教你勒。），跑来与我说：波共，罗共的江山是苏共帮着打下来的，党的根基不深，南斯拉夫是不会有问题的，不旋踵，南斯拉夫也出事了，他又解释说：还是苏共牢靠，时间久，江山稳。 等到苏联“819”解体，我已经出了秦城（但按海外朋友的话解说，还在“里面”），无从找他理论了。

正是：

具网易，搜遍全球，数风流共党，朝越中巴。

1989年，在与世界音讯隔绝的两年里，除了坚信“学运”中自己的作为无论对错都在“天理良心”的基线上之外，我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的警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你们是对的，没有错”表示，也支持了我的信心，那时，我开始熟悉这个特别的角色和良心背离的群体。

很感慨啊，有事无事，也与一处的先生们打了十几年交道，时至今日，“同志们”退休的退休，升职的升职，调离的调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喜欢也好厌恶也好，时间长了都生了亲近感，或者，这就是传说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西安政保的老张处长都退休好几年了，那是1992年喽，13年前，记得那是1992年的64前夕，张先生带着两个随员来看我，谨慎而客气，当我按耐着严肃要求查看证件时，人家忙掏出来递上，两个随员也忙递上来，我一下子对他产生好感。

1993年的北京中日青年友好中心，几个身份不明人，并不出具证件，也无合法手续，就要扣留我，当我欲走时，其中一位女士说：北京是我们的地盘，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说，北京不是中国的地方啊，你们黑社会啊。他们不是黑社会，他们把我挟持到了新源里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向我保证他们是警察，雪夜里，他们把我押到了老“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没道理讲啊。

（你说，那一年，你在送我去北京车站的北京警察里，你看见我摔倒了。）

三进宫，使我变成了对意外过敏的人，我的交往不多，对于任何没有事先预约的门铃声，我都心中忐忑，是一处吧？是片警吧？真格是“作了良心事，倒怕鬼敲门”，看来不是我有问题，就是这个政府有问题，抑或我和这个政府都有问题？看来是我们都有问题了，我建议，等到中国人自由的那一天，大家一起去做心理治疗吧。

王丹曾告诉过我讲：北京一处某处长与他恳谈，讲等“六四”平了反，你也不做政治的，我也不做政府的活了，我们一起写“89后民运史”吧，多么美好的意境啊，领导就是领导，境界和觉悟都不凡。

当然，从“政保”到“国保”再到“联邦调查局”，大部分的同志还是想为国家继续服务下去，直至领到退休金。

好了，共产党垮台后的事不提了，我问你从那里知道我的电话，你说早知道了，问谁告诉你的，你却忘了。

“真的忘了”，你说。

我一再声明，我们的见面越少越好。

“你也不希望领导安排我随身跟着你吧”，你说。

“不不，还是有话直说的好”，我忙声明。

我说到了法治，说到了恶法，也说到了大陆经济和投资理论。

你提到我应可以感到“政府”的变化啊，我说我只是对和我打交道的个人有感受，“政府”既不是人，又不是东西，我把握不了。

你说，我们说说正事吧，你平常和谁来往多。

我答：我自己。

我是个迟钝而敏感的人，当你的随员提到刑讯逼供时，我当时就恨道，我对此类行为深恶痛绝。你说你的有些同事对我们这些人很不耐烦呢，唉，叫我说什么好呢？马不知脸长啊。

你要走了，我说急什么，再聊聊啊，你说要接孩子放学啊。

临走你问我，当地没警察找我吗？我说没有，你说：可能他们还不知道吧。

（你希望他们来照顾我吗？）

你问了我妻子的户口，我说“在西安”。

“儿子也是西安人啊”，你说道。

（你想帮我的儿子办北京户口吗？）

你们走了，雨仍在下。

说实在的，我很不舒服，这样的见面，每一次对我都是一种伤害，一种屈辱。我可怜自己，失去了那种血气：不见，去拿手续来！请把你们的证件出示一下。

多年来，我把这个政府这个党的存在，就当了一个自然灾害。然而你们却一定要提醒我：政府不可能不关注你。即使你的老朋友把你忘了，政府也会记得你，关注你。

“自然灾害”惦记上了我，这太不自然了。

我也早说过，你们的身份我们很难做朋友，况且工作是你的不是我的。见你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你说“没有坏处吧”我说“没有好处”之外“剩下的全是坏处了”，见我是你的工作，有工钱奖金可领，对我却是我的私生活了。这种不尴不尬的朋友约见还是没有的好。

然而，你一定要约见我，“为了我好”，代表“政府”，以“工作”的名义，也以“朋友”的名义。

可能，我也想了，我与你们见面的好处倒是有一条，提醒我：一切都没有过去，我十六年前的那场“罪过”还没有过去，我仍需为此“赎罪”，继续付出代价。装孙子，那是不可以的！

难受了要说话，铁树要开花，我的心无奈而柔软得包不住那坚硬的仇恨了。

《无间道》上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老天在上，为了我在89年以来的“罪”，我已经还了十六年了，还没有看到尽头，你们呢？你们这些为这个党这个政府做事的人呢？

谁能说自己是无辜的？

我相信，就像中国人说到“六四”时常说的一句话：迟早的事！

我相信，当天谴来临，当报应开始，一切终究会被清算。

好在老天有眼，早就给了每个“罪人”忏悔赎罪的路，就看他觉悟不觉悟，有没有造化了。


200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