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和国家

1.市民社会，无政府，法治的扩展


小区的兴起和活动，是民间“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所谓“市民社会”在中国，大概指城市里单位（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机构）之外的人群以及他们的联接，这部分，即使在毛泽东时期也未消灭干净。“公民社会”是个政治概念，只有发达的市民社会之上，才有健康的“公民社会”。

人人关心政治是不正常的政治，学者们企盼的公民社会是个不正常的社会。一个法治社会必定是个小政府的社会，政治范围狭窄的社会，或者说政治对生活的影响力相对较小的社会。

习惯法治下的人们的常态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而法治的维系，不在于作为受雇者群体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而在于作为市场交易主体的强大的资产者的存在（包括雇佣者和自我雇佣者），他们是自由与法治的天然拥护者，其中包括市场化的自耕农。


2.保护主义保护了什么


理论上，我们今天用来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理由都可以用来反对“国家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从理论上，我看不到它对经济有何好处，从企业说，它只是保护了本地的落后的技术和管理，使它更无竞争力吧。受损的是当地的消费者的权益和品位，以及消费的能力。

比如大陆，毛时代的“上海牌”手表款式陈旧笨拙，在国内手表却卖人民币120元，而在国外合计不到人民币30元。而且，一旦开放，这些受保护的“老名牌”就全军覆灭了。

国家打着保护的名义，得利者都是那些垄断企业的资本家，管理层和雇员，受损的是全体消费者和其他竞争性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劳动的提供者（不论他们来自于本地还是外地）。

在自由社会，国家的任务是要为自由市场规则的实施提供法治保障，而不是阻碍资本，技术，管理，劳动的自由流通。不管是以行政的武断干预，还是通过立法形式，都是通过歧视性规定造成对个别人群正当权利的伤害，和对某些人群赋予特权保护。是不公正的非法措施或“非法之法”。

越是不开放的社会，越是特权盛行，而他们所打的旗号确实“保护民族利益，保护国家利益”，实际上保护了既得的特权利益。而那些消费者和竞争性市场要素的提供者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跨界走私，黑市交易，资金外流，人才外流成为常例。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就是因为国家力量被特权势力操控，使本地资源与自由市场隔绝，以至于无法合理定价，价格信号无法指导生产信号，最后是市场失效，国家计划取代市场作用。


3.劳资矛盾与政府角色


政府面对劳资矛盾，应当做的是，防止双方的非法的强制行为进入谈判和交易。比如，资方可能的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的非生产性规定和行为，资方动用武力维持低价工资，类似工奴制度。政府不应当主动影响劳资双方的谈判结果。政府的主要价值在于为自由市场提供法治环境维护，而不是阻断隔绝资本，技术，管理，劳动，信息的自由流动。

大连日资企业（国企民企也一样，也当作如是观）罢工事件，从网上资料看，我认为，工人可以不伺候了，资本家也可以不雇佣了。只要他们依据事先自由自主的合法约定（虽内容与形式合法，但以暴力胁迫或欺诈达成的契约不算数）行事，就没有政府什么事。而因为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合理预期外的人为损失，受损方都应得到补偿。如资方因为定单不足或有更廉价和优秀的被选员工，就撕毁合约，要给受损者补偿，而工人一方无合法合理原因的加薪罢工，也要给与资方补偿，现在似乎是政府出面买单（其实是全体纳税人，即利益无涉的无辜的第三方买单了），这件事情的最大遗憾，是没有进入法庭程序，没有从法律上判断是非曲直。

除非万不得已，就像政府更迭要用暴力革命的方法一样，罢工不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方法，但是也是工会的天赋能力。这里需要判断的是：法律救济绝望了吗？

“剥削”一词应当慎用，工资低不是剥削的特征，剥削当指资方以暴力胁迫或欺诈诱骗的方式从劳方那里得到的不当利益。这里，劳方包括资方以外的所有企业雇员，上至CEO下至临时工。你哪怕工资收入全球最高，都可能是被剥削者，如果资方以非法手段从与你的交易中有不当得利。同类，雇员通过援引社会和国家强制力从与资方交易中的不当得利，也与剥削无有差别。


4.没有自由的生存权是死亡权


相对于生存来说，民主可能是奢侈品，自由绝对是必需品！没有听说那个现代的自由国家因为国家饿死人，也没有听说那个专制国家因为国家不饿死人！这些国家管制：消费，生产，流通，货币，人员流动，物品流动，服务和信息流动...


5.如何看集权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


现代国家的崛起，时运是第一因素，文明和信仰是第二因素，制度原因是第三因素，地理资源是第四因素

可能，东亚文明比起拉美和非洲更接近资本主义和市场文明吧。

集权对于经济的好处，是因为他限制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贯注于经济规模发展， 但是也由于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他不可能是领先国家而是跟随国家，是领先国家的搭便车者，他的优势是一个自由社会都有的，即模仿能力，他的劣势是创新性和可持续发展力。

对一个起跑速度很低的集权国家，他的最初的加速度总是让人眩目的。


6.法治，税制，保障


是传统，习俗，法律和民意“通过”国家提供法治保障，国家是法治的工具，而不是国家行使法律工具。

国家当然参与了提取了被称为“社会财富”的个人财富。以实现公共职能，哈耶克认为比例税制是公平的，累进税制压制创新企业，个人智力创造。造成大企业的事实垄断和经济停滞。

对于竞争的失败者，应当事先约定提供救济，市场竞争不是两军对垒，无人可以事先确定哪个竞争者是必胜者，哪个必败。

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英格兰自由主义的进化观点相近，哈耶克甚至推断进化论源于历史学，应用于生物学。


7.国家安全和自由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是自由的基础，如果遇到入侵，当然以前者为重。 当全民皆兵，或者每个人都成为国家人吃国家饭的时候，自由也是少有的。

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的权力增加了，个人的自由减少了，法治可能冻结，自由和法律都萎缩，命令与服从成为战时秩序的特性。 而在生存策略上，作为手段，它是个选择的过程，在蒙昧的丛林时代，以体力竞争的时代，集体主义是当然的价值取向和普适手段。 军队系统 官僚系统 都是集体主义的。


8.网络经济与自由


网络时代，智力和知识是财富之源，自由主义是当然之选。其实他和商业是密不可分的。

集体主义往往盛行于大陆国家,而自由主义则易行到海洋国家. 往往海洋国家是贸易和商业发达的地域，个人的力量有可能很容易突破国家的壁垒。如同古希腊的雅典，战国时的齐国。有出海口的地域往往有靠商业致富的群体，在为自己事业拓展的同时，也为民间拓展了自由度。

这是贸易和工业时代的现象。

在精益制造的时代，机场的作用也大起来了。

而在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财富来源于网络形态的生产，大陆国家的传统劣势没那么严重了。


9.自由背景下的国家消亡


国家的变迁，共产主义是个铲除了现代文明自由之根基＝＝个人所有权的“乌托邦”空想，而可以合理预期的是： 全球的法治化体系下的国家的消亡。

可以猜想的是，现代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可能由公众权力蜕变成民间服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