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规则：从蒙台梭利到哈耶克的自由秩序

蒙氏教育：
1。孩子独立决策和行为，不受监护人干扰
2。孩子不应干扰其他孩子工作。监护人要制止
3。其他孩子干扰，监护人要制止。


哈耶克：

每个人独立决策行为，不受法律限制

每个人不得强制他人自由，否则法律制止

每个人不受他人强制，否则法律制止


这里法律代表建筑于元规则之上的细则。监护人就是法律。

中国的经济成长还有几十年

只要北美和欧洲的经济自由主义潮流不退潮，则中国目下的进展不会停歇。

只要他们不锁国，而且为了本国的经济竞争力而继续放弃社会主义

担心的是他们的孤立主义复归。

言论自由减少交易成本

言论自由使每个人的语言被视为无压力的负责任语言

这样就是听闻者对言者形成前后同一的印象，并使言者为自身信用和自身形象的前后同一与合逻 辑，不得不慎重发言，且在众人要求的自身形象的“同一性"压力下，保持前后一致性。

一个自由的社会必然是个人趋向保守的社会，因为言论自由表达所形成的每个个人的形象定位鲜明，使每个人的交往选择成本都降低了。

集体主义造就的千人一面的服从之群众和放纵恣肆的命令之领袖。还有特立独行的精英分子御准的孤独演出。

面对问题，提出主义的解决方案，而后即变成主义先行，所谓旗号是指。

一个人如果轻易改变自己的定位和立场，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自由与责任共存。

格局：立宪派与（改良派）与民主派（革命派）

以自由为第一价值的立宪派
以平等为第一价值的民主派

在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都出现了并立的格局

而且分别向寡头和民粹靠拢。

秦晖所提出“更多的福利国家，更多的自由放任”是太讨巧了。

在传教士喜欢的中国和商人喜欢的中国，你总得有所倾向。

革命不是民主派的专利，立宪派也要革命

立宪革命。

政府不是东西

人可以

政府不可以

因为

1）政府不是人

2）政府不是东西

论自由平等概念的滥用－－1949年前的中共

那个人，呼喊着平等，民主，公正的口号，摇动着爱国民主的小旗，

他允诺一切，还有个人自由。

一只分肉的狐狸，他决不会说：我是法西斯，我来了。

静心的观察，细细的谛听，他早就藏在历史的回声里。

他潜步而来，以英雄的形象

以人民的名义

以历史的名义

甚至以上帝的名义

向你袭来

你能分辨他吗？

自由而正义的法律就是试金石。

使中国人不自由的事情

计划生育

户籍制度

行业管制

政法委的超法律特权：双规。

中宣部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劳教制度

临时暂住证

荒唐的划分

程序民主 实质民主

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

没有实质民主，自由就是自由。

名词的处女航

发洋财：
我和小伙伴去村外机井附近的田里拾柴禾，拣到几根粗壮的树枝残骸，高兴间，旁边有年轻的社员（公社）善意地调侃道：“发洋财”啦 ！

干活：
我在爷爷奶奶家住，爸爸回堡子（村子）里，请了一般年轻人，在院墙边砌个新灶火（厨房），中间歇下来的时候，爸爸说：“干活”。。。，新词，我们这里都叫zou活（做活）。

良心：
屋后的百娃是我的好友，有一次他对我说：xx太没“良心”了，我心里纳闷：凉心？热心是好的，凉心应该是个坏话吗，怎么也是好的呢？

普通：
小学课本里讲华政委二三事，有个老农，县武装大队借了他的粮食，华政委带人还他，他很感动，旁边有人告诉他这是华政委，他又感动：人家是华政委啊。华政委谦虚道：我也是“普通”一兵吗。由此我知道“普通”一词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用的，比如：城里人和喇叭里说的就是“普通话”吗。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夏忙收麦，爸爸回来帮忙收麦子，带了一本台湾中短篇小说选，我翻看，中间有一篇讲中产阶级家庭，女儿说父母太不考虑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很震动：这不是公然宣扬自私自利吗，而且还以天地之名，好猖狂啊。

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单田芳讲隋唐演绎，举国人听广播，讲到武艺精绝的江湖人士，一句口头赞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就纳闷：不露相怎么知道他是真人呢？

煽情：
王丹出狱后，94年来西安，说道太“煽情” 。

作秀：
刘晓波96年来西安，论道某人“作秀”呗。

无知之知：论没有道理的知识

由信仰支撑的，无法量化的知识＿＿宗教，司法，传统，文化，道德，哲学，形而上学，法律，货币，交往规则．

皆被唯理主义者视为愚昧，无理性，需要理性证明，否则即应推翻的教条，旧的保守，反动，阻碍发展的意识形态。

所有的既得利益，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非人类利益之所在，和应于无条件支持的。而应支持的规则却不是人类设计无法用理性证明的知识和经验积累。

科学检验

受制于人类理性，人是不可能认识自己。思维搞不清思维 。

非理性知识 策略 宗教与迷信

让我们先得自由，再来谈自由之恶。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困境

等??

等待思想者
等待宣传者
等待组织者
等待行动者

好在国际大环境对自由主义者有利

从近代以来，中国政局的变迁就深受国际间的影响了

今天也是如此

中国当前和长期的两大问题：政治腐败和环境污染

共后中国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

89年后中国政治上严重封闭,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困难，带着红帽子的集体制民营企业却在迅速发展,90-92年因为89年后的经济停滞缘故研究的人少,一般人会认为这是停滞期，实际上中国社会在迅速转型。应该说89年的民众抗议运动是社会转型的前兆、波澜壮阔,如果没有“六四”镇压它也是一个前兆,从89年至今的社会形态还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来描述,当然仍是可以分析清楚的--有一部分后极权社会的残存于司法 ，军队 ，行政机关、国有企业、教育系统,在这些地方没有根本特性变化;农村的经营产权分置的土地承包造就农民的自主性增强。另外一部分是私营企业主及其雇工,我为什么把有阶级矛盾的群体放在一类呢?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意识形态。以现在眼光看来，过去体制内的工人说难听话叫做工奴、说好听话叫做国家的人，现在他们的相对社会地位是大不如以前了，国家以极小的补偿解除对他们终身保障的承诺，把他们推到自由中去自谋出路;自由资产阶级及新的工人阶级产生了,这个才是标准的工人阶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是自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世界,有制造业的、服务业的、中间服务行业的,总体上来讲是资本主义因素 。这部分与哈维尔说的后极权社会毫无关系,这个是中国特色,苏联转变时也没有这部分。另外一个中国特色是资本权贵阶层出现了,89 年反官倒开始时资本权贵阶层萌芽了，主要以价格的计划和市场双轨制产生的“官倒”，这类利用权力形成的“官倒爷”是形成中的资本权贵阶层。 一般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党的官员更恐惧的是这种资本权贵阶层的形成。 它是由权利转化的，权钱交易、以权换钱、以钱换权,形成了一个权贵资产阶级。前面讲的自由资产阶级是靠市场产生的,可能中间也有许多的腐败、交换,但是他的产品是依靠市场的。而权贵资产阶级是靠划拉国有资产积累财富的,他们的资产形成有合法的、有不合法的,总体来讲是靠侵夺的、靠鲸吞的,当然有一些小官僚是靠蚕食。那么与此同时，自由资产阶级却是在不对称的竞争中鲸吞和蚕食着国有企业的市场及干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



（一）


经过后极权社会之后的中国,如果按照生存形态划分各阶层等级的话可以分为:第一层是资本权贵阶层。这个群层是不希望社会有什么变化的,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可能冲击到的就是他们,89年就是反腐败、反官倒。因为这一层依赖于特权寻租获取那么多财富,容易引起普遍的愤怒和嫉恨。权贵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劳资对抗问题，但是民愤极大,当然其民愤又不如基层官员的大,权贵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地产等垄断领域。权贵阶层的存在是形成拉美式的军事强人独裁的基础,严格来讲，不是法西斯主义,但是它的存在会招来法西斯主义。法西斯纸面意是指产生于大众的权利,法西斯主义可能以大众的愤怒为号召来铲除权贵阶层。

第二层是体制内的国家人。这部分人是后极权社会的主体,在后极权社会他们在一个群体中互相约束。 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主要是鼓吹个人主义而又没办法把个人作为一个考虑问题的基点,实际上到90年代以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理念的自由主义已经现实化了。对于这个群体来讲也是深受社会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想基本已经落定了,但是在活动间他们还经常信奉着集体主义的残骸--后极权主义。后极权社会的标志就是集体主义失去了内核,陈词滥调、陈腐的习惯还在延续。他们对于权贵也是很愤恨,表面上看同是一个体制内的人,可是权贵阶层比他们过得好的多；他们对自由资本家虽然也有嫉恨,可是处境不同,没有经受自由资本家所经受的磨难和风险，也就不说什么了。因为公务员能够看的到权贵阶层,同时又有不平感,眼看这部分人无甚贡献却过得好 。国家人这个群体从权贵那里是拿不到东西的,想得到好处还得取之于社会,靠税收生活、靠贿赂得好处。当然这个群层又有许多的分类,总体可以分为有伤害力的和无伤害力的,这里指的是有伤害力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必要细分的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一致的--国家税收和权力寻租,所以情怀相似，信念相仿。

第三层是自由资产阶级及其雇员。他们信奉的是个人主义的东西,雇员也能够看到老板发财的过程，也就会抱发财的期望,虽然没有结果就不会想了。所以他们的信仰体系会比较一致。 过去讲的二元社会现在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的界线已经不是很清晰了,所以以上三个层次比较清楚,而且第三层已经是主流的;但是在中西部、东北这些不发达地区,随着城市和农村的没落,第三层不能占主流,除了以上三层外还出现了以下占主流的两部分:

第四层是不发达地区的城市贫民群体。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自由资产阶级不振兴, 官员权贵也是穷凶极恶。存在大量的下岗工人,社会矛盾十分激烈,他们长期没有工作、靠低保生活或者生活无着。这部分是对现秩序风险最大的一群人,如果是旷日持久的话,这部分人会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一种反抗心理,具体说就是会对现有体制产生致命的作用。城市贫民群体某些时候可能与自由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因为他们与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都属于被压迫的，这个部分容易引起像法国革命那样的局面。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如果有变化的话，会是东欧的天鹅绒革命,因为城市中大家是在一个体制内。而现在这个体制群体已经被打破、被激化了,孳生了很多群层、矛盾被激化了。譬如说不发达地区的吃国家税收的人生活都不牢靠了,他就极有可能滑到城市贫民里头，这时他会是两种选择,一种是他会更加的攀附体制,另外一个是反对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的民间造反说就是秀才小吏流民的结合。因为这些地方税收收不上来,大家就会绝望了,那么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只要有机会就去傍权贵。毕竟资产阶级傍权贵的可能性要比国家人的可能性大多了, 在中共长期不变的发展主义导向下官僚宁愿让国企工人下岗,也愿意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瓜分国有资产。所以在不发达地区的阶层地位序列是权贵-- 官员--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多了城市贫民这部分。城市贫民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造成法国革命的态势,甚至比法国革命还要严重一些,因为城市贫民是从体制内出来的,所以他们不畏惧体制、了解体制,同时还会有一种不平感。资产阶级也有可能要求一些保障和权利,可能把矛头指向权贵,因为能攀附权贵的资产阶级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被体制所压迫的,也变成一种推翻体制的力量。

第五层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民.。



（二）


从以上分析,在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一个非常良性的和平演变的基础,现在已经是官员傍大款或者说是官员为地方经济牟利。税收是富裕的,理论上能够做到高薪养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比较小,社会变动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不发达地区发生断裂的可能性非常大,社会矛盾很突出,人群的矛盾也会很大。

第一,左派革命可能出现。社会主义运动有可能出现,因为国土的大部分是欠发达地区,另外一个是在发达地区(沿海)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还比较成熟。发达地区社会主义运动可能会接近于社会民主主义,而不发达地区社会主义运动会接近于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带有反动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某种基础上又是比较像的,就是要求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一种是保持国家的力量来维持经济局面、维持社会稳定;另外一种是要求工人的福利保障。

发达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有可能带来一些积极的意义,社会主义本来是执政党的口号,如果说源自民间的话,很多理念一定与执政党是冲突的, 更多的是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角度。因为在现有的社会主义理论资源中国有制已经不再被公认为有效的社会主义路线,而只是留下了社会主义政策 。 这样看来，发达地区(沿海)和不发达地区(内地)的社会主义可能不同。 发达地区（沿海）的社会主义是以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 。不发达地区(内地),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有可能复归。

第二,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也存在。对于发达地区来讲,法西斯只是泯灭政治自由,它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本来共产党给的政治自由就不多,所以置换影响并不大。法西斯主义对于发达地区来讲又能提供一种安全保障,能够不让不发达地区的动乱毁掉发达地区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 据说说深圳清理乱搭乱建的人,大概会牵扯到一百万人,据有关调查深圳市民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拥护,这也是以法西斯政策来维持资本主义秩序。实际上法西斯就是产生在这种不完备的资本主义有极大危机的时候,资产阶级会接受法西斯。在不发达地区(内地)法西斯也会承诺让工人阶级安居乐业,国家人得到安全,城市贫民得到保障。

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具体诉求上比较像,但是实际上追求的核心是不一样的,如果法西斯主义起来的话,还有可能是对外强硬 。台湾，日本都可能成为攻击对象。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可能产生东西部分裂,而法西斯主义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有可能得到沟通,农民甚至也有可能支持。

第三,自由主义线路。这是表面最容易实际上最难实施的线路。因为89年后的政治冷漠症，自由资产阶级很难有大作为，自由主义尽管在知识界里面得到了很强的支持,但其间的大部分人属于国家人。在恐慌之中的时候有可能站到国家社会主义或者说法西斯主义一边。实际上希特勒就是叫国家社会主义,所以说如果再出现的话有可能不是毛泽东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因为毛泽东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离现在太近,造成精英心理上很难接受,但是其它模型是有可能被接受的----比如建立在简单民主框架上的名义多数专制。



（三）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布和他们的关系、心态、状态以及行为意愿,仅仅这些不可能变成一种现实。要想变成现实的话还要有政治力量的介入及走向,如果说政治力量的走向与各阶层不匹配的话，他们意愿的事情就迟迟不得实现,最后阶层的力量发生变化,变迁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或者说发生变异。从目前的政治力量的角度来看,应该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好分析的。

一个是:中共,从政治力量角度来讲,中共的人群储备是最大的一块。毕竟它是能合法存在的,有五千多万党员。因为中共是从马克思主义过来的,所以它的主流应该是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那么毛式的复归有可能只是少数人的情怀。中共的大部分有政治活动能力的人会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但是有政治活动能力的人不见得是有政治实力的人,有实力的人可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社会民主党只是一个变数,在中共维持派可能是最主要的力量、可能占7-8成,如果能分裂出少部分的话各种倾向都会有。如果把中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既得利益的中共,另一部分叫有理想的中共,可能主体是既得利益的中共。既得利益的中共碰到事变就有可能分崩离析了,因为毕竟是利益构成的。但是有理想的中共有可能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工人运动结合形成一个群体。

如果说在现存的秩序分崩离析之后,新生的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力量都不能够形成正常秩序的话,那么法西斯主义或者说是国家社会主义就有可能产生了。国家社会主义也不一定是讲国有制的,而是由国家以取缔政治自由的方式来进行的社会稳定。从某种程度上说和现在很像,但是现在的共产党越来越失去了这种民意基础,就是说已经没有力量要求各个社会阶层都来支持现秩序稳定。

对于农民、自由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城市贫民来说，如果有生活保障，也许愿意接受不要自由的稳定；虽然现在共产党就是不要自由的稳定,但是这个不要自由的稳定还没有公平、还没有生活保障,那么还要它干什么?!所以想要更好的无自由的稳定,那么也许就会选择国家社会主义或者说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保留了社会主义的特征,这个是使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以及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可能得到满足的,当然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活动人士会不满。

另一个是: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自由主义线路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这一部分社会基础很薄弱,因为没有健康的资产阶级产生的环境。政治力量博弈会产生什么结果?苏联的转变是很有运气的,它是在戈尔巴乔夫鼓励之下，有全民憧憬的情况下产生的。现在的中国人就很难有幻想了, 产生自由主义已经很难寻找到一种和平的心理基础。起点不公平、现状不公平,机会不平等，法律面前也不平等，怎么能够心平气和?！一个民间个人主义被长期压抑和触怒的社会所产生的挫败感有可能是破坏性的力量。

毫无疑问,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之下，现存的秩序分崩离析之后的，不管是谁,都会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但是起作用的是力量而不是旗号,如果不是信仰自由主义的力量,那么它背后的社会力量也就不支持自由主义的方案,那就很麻烦，有可能是以民主名义压倒自由。在这个变迁中间特别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否则会滑向民主名义下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现代，一个社会长期动乱的可能性不大,经过几年都会形成一种秩序,最该注意的是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一种坏的秩序以民主名义形成以后,又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就会很难发生转变,民众一旦选择了就很难轻易改变，而可能顺流而下了， 与其等那时力挽狂澜，不如现在就未雨绸缪。
现在的中共统治之下,稳定越来越千疮百孔,不是它不愿意反腐败 ,而是它实施不了 。而这种极权无能又构成了极权框架下自由的空间,这使得向往自由的吃国家饭的自由主义者就容易变成伪自由主义者。如果共产党如此维持下去的话,这种自由会越来越大；实际上我们现在享有的自由是消极的、没有法律保障的极权制度部分失效的自由,是国家的力量不能触及到而形成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可能是最可靠的,它带有某种先天性的东西，又是很容易受到社会强制和国家强制的。如果共产党垮下去而产生国家社会主义复归的话,那么就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很多自由知识分子宁愿要这种极权失序的自由,也不愿意要一个有秩序、无自由的专制。他们当然希望这个过程更长一些,让这种自由发育的更好一些,那么在后共时期建成自由主义体制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个当然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这个也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目前的这种没有法治支持的自发自由状态如此持续下去的话,那么社会变动后，对自由主义并无信仰的社会各个阶层对自由主义方案可能不会选择。自由主义没有在中国历史主导过近现代进程, 民间资源非常薄弱,基本属于书斋里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培植起来是很慢长的,需要一个长期和平传播和进展的过程。

当然对自由主义比较有利的是国际局势。

自由主义的信仰者一方面鼓吹自由法治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也需要把行动力量放在个人维权和反政府腐败上。就是说现在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找到自己的社会支持力量和着力点。 89年 ,学生提出的要求是宪法35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在争取民意支持的心理驱动下很快就变成了“反腐败、反官倒”。应该说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在任何社会基础中都是可以找得到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都有,关键是因地制宜的行动。



2004年11月8日初稿修改于2005年6月14日

对国人毛泽东崇拜的简单分析?

在天涯动感flash听到李玲玉唱这首歌，见到一群毛主席的小粉丝。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　　
敬爱的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　　
敬爱的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　　　　　　
曲调好听，嗓音甜美，情感真挚。

　歌词的偶像崇拜是明明白白的，是在“破除四旧，破处迷信”时代，人类正当的宗教情感的堕落替代品，活人崇拜版。　　 既不能敬天祭祖，也不能拜佛求神，那就只好活人崇拜了。

　　有人说共产党是唯物主义，怎么会搞个人崇拜，我告诉你，在我小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晚上结束曲是：《国际歌》， 清晨开始曲：《东方红》。 两首歌部分歌词如下：《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后来我调侃道：中国人在忙活了一天集体的国家的工作后，回到家里，躺在炕上，想一想，革命情绪悠然而生：他妈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晚恶梦，早上醒来，想想还要去国家工厂车间上班，去生产队集体地里锄地，还要受厂长主任队长组长的窝囊气，就放下昨夜睡前的狂想，面对现实，我们自己算什么？ 毛泽东，才是人民大救星。

　　结论：国际歌是革命党的歌，不适合专政党。　　　　

在二十年代海陆丰，彭湃搞革命砸关公神像，农民们就把彭湃像塑在关公庙，因为：1。他精神上总要崇拜吗。 2。当下的彭湃比古代的关帝老爷厉害啊。　
　
注意一下，“毛泽东热”是在89年后，普通中国人在64事件后的对“ 人民政府”情感失落（人民对“人民政府”的情感：49年共产党在完成对精英分子的杀戮驯服后，信息封闭社会造成普通人在判断上的常识错误，并因迫害恐惧而产生的对体制的令人绝望别无选择的忠诚，心理学上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名），是对在北京屠杀学生平民的邓小平的内心弃绝和抗议。

　　毛泽东既非神亦非魔，魔是堕落天使，与毛是无关的。

　　集体主义使最坏的人爬到最高位，也使爬到最高位的人变得更坏。

　　毛的真相是不能对毛的小fans讲的，那无异于精神谋杀，一个对从小教育塑就的集体主义情怀的侮辱，一种对至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偶像的杀戮。

　　还是让他们保留者吧，直到中国人那伟大的天理良心悲天悯人的情操在他们心中复苏，他们才会从这种极具西方色彩且富现代性的崇高而邪恶的情感中走出来，好象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汉后那些大梦初醒的中国人。　　 另外1949年后，中共这个共产主义拜物教组织透过国家全面控制了中国人的财富，精神，思想，情感。 现代的神权与政权合一集权模式 ，加上彻底的经济控制，人身控制。个人之软弱，史无前例！北京的红太阳就成了普通人面对着暴政时唯一心理支持，精神依靠。这也是造成在传统宗教被桎梏后古老“天子情结”的暴烈回归。

　　知道为何“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唯一制约！

　　一方面是暴政的唯一制约，一方面是暴政的至高领袖；又是救世主，又是撒旦。　　我们可怜的，受苦的同胞啊。。。受了欺负无处说，心中有苦向谁诉？

　　只有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2005年5月

悼念赵紫阳先生纪事

1月17日7时01分，得知被中共软禁十五年的赵紫阳先生去世消息，晚上与一些文化界朋友聚会，我提议：为这位有良心的中国人的离去举杯送行！


1 月18日21时，我写了“为赵紫阳先生逝世致国人的公开唁电 ”全文如下：
惊悉赵紫阳先生于2005年1月17日7时因病逝世，不胜悲哀，赵紫阳先生在1989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委第一副主席期间，面对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主自发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抛弃中共暴力统治中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想，主张以对话的方式，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朝野争议，和当时学生运动所秉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及“对事不对人”的公民政治独立精神相映成辉.他宁可个人下台也不同意以野战军来镇压和平示威的共和国公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少有的良心义举，为此，他付出了十五年余生的自由代价，而今，他终于“自由”了，白车素马，飘然归西，赵紫阳先生是中国新政治伦理的楷模，是中国人的政治良心，相信天理在世间，公道在人心，他的灵魂注定不朽，相信天必佑我中华。 紫阳先生千古！ 郑旭光 2005年1月18日21时于北京

1月19日上午，美国周封锁打来电话，说在博讯网站看到署名郑旭光的唁电，问是不是我写，我说是，周封锁告诉我马少方去赵紫阳家里吊唁了，我随后问了马少方，他果然已经去过了。我和太太商量明天一起去紫阳家登门吊唁。

1 月20日下午，我和太太儿子三人坐出租车来至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口，便衣警察十几个站在胡同口，我们一家三口穿过便衣人群，来到6号门口，门厅几个年轻人问我是谁，我说：郑旭光，89年通缉的学生，来吊唁的。他们问我从那里来，我说北京。他们给了我们三朵小白布花戴在胸前，走进后院，迎面墙壁上贴着少方的吊唁留言：盖馆未论定，何时见青天。院中签到，留言，留联系方式。在留言前我静默沉思，写道“紫阳先生，您走好，我看着您。”，贴在马少方的留言旁。太太在签到簿上见到丁子霖老师的名字，喊我：丁老师来了！我忙问：丁老师来了吗？她在那？这时旁边有一对老夫妻相搀扶着，哭泣着说：我们是六四难属，丁老师来不了，我们代她签的。这时有旁边办事人催我：先去灵堂吧。我领着太太小孩进入灵堂，向赵紫阳遗像三鞠躬，与站立一旁的赵五军，王雁南握手致哀，我告诉他们我是89学生，前天发了唁电在网上。从灵堂出来，我们走出后院，经过过廊，有工作人员要求摘下白花，中间有个小伙子说，小孩子的留着吧。出了赵家，我突然想起来吊唁的死难者家属，忙返回去找他们，来到后院已经看不见了。回家路上，太太告诉我，听别人讲，在我们前面吊唁的是陶铸的女儿，我说，你不早说，89 年我们谈过话，当时是戒严后我和吾尔开希，张铭去中共统战部，找阎明复部长，陶斯亮时任统战部知识分子局局长，她对我们说：你们要保护阎部长啊，又讲如果这次政府就答应了学生的条件，工人农民也会上街要求答应他们的条件，政府就难办了。不知道陶斯亮女士是否还记得她的这段话，快十六年了，这样的体制真的与良心难容啊。 当天我告知曹思源先生我去赵宅吊唁的事，曹先生复电说：你很幸运，然而，十八日上午十点四十分警方宣布禁止我离开楼门，同时禁止一切客人来访，包括业务客户和我太太的客人来访均已被挡驾，警方守门者已加至八人，彻夜警车也已多了几辆，其中两辆彻夜亮着大灯当探照灯。我想去赵家悼念而不得。望能帮我送一个花圈，将我的一首诗抄在上边。诗的内容： 哭紫阳 民呼吃粮找紫阳， 主持改革与开放。 不忍刀光甩袖去， 苦劝学子泪眼汪。 政体未改君遭禁， 人权失却十五霜。 天若有情天不老， 万民饮泣魂可安？

1 月21日下午，我又一次出发去富强胡同代曹思源吊唁，行在路上，曹先生告诉我已经有朋友代他送过花圈了，我说那我就去看看赵老夫人吧。二次来到富强胡同，气氛比前日紧张许多，警察增加许多，有的就坐在路边小店中，我让太太儿子在外等候，我与友人一同进去，看门的人好像对我有印象了，没再着意询问，仍是给了小白布花。进到院子，发现冷清了许多，几乎看不见吊唁的人，原来院中摆满的花圈和贴在墙上的留言不见了。在一张白纸上，我又一次留言：紫阳先生千古，公道自在人心。我们进到灵堂，赵二军介绍说，这是父亲的书房......这一次人少，我问老夫人在吗，赵二军说不在家。

1月26日传说周六举行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在赵紫阳家领取入场券，少方说替我申请了，我们周五一起去领，我们约好周五上午10：00在王府井大街见。 1 月27日（星期四）上午，接到赵紫阳同志治丧工作小组电话通知，说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于29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并通知我带本人身份证在当日下午12：00至次日下午6：00前到西城区地安门大街金台饭店8层中厅领取讣告和车证。我告知马少方，少方回电说，好多人都收到了，我怎么没收到，我要去赵家看看。

1月27日下午，我带着太太和儿子找到金台饭店，8楼的办公地很拥挤，领讣告的人在查自己的号，有的人站在门外，有的站在一楼大堂，查到我的编号是1168，在工作人员查花名册时我发现名册上有三四处栏格被浓重地涂掉了，可能是被取消通知的人士吧。工作人员对了一下身份证，发给我赵紫阳治丧工作小组信封，内装编号为1168的车证和讣告，讣告很简单： 讣告 赵紫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1月17日上午7时01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定于1月29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赵紫阳同志遗体送别。 赵紫阳同志治丧工作小组 2005年1月27日 我们离开了。再与少方联系时电话已经关机了。跟其他朋友打听后，推测是深圳警方带走了。

1月28日，我们全家去万通商场，我买了一件黑色唐装作为明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礼服。另外我与陆炜刘毅约定29日早上7时在西直门见面，刘毅开车一起去，虽然他们没有得到讣告通知，但用我的车证可以进去试试。

1 月29日5时30分，我起了床，把儿子叫醒，7时到了西直门，刘毅打来电话:我的车被人砸了。我问他是不是车胎被扎了，他明确说是车被砸了，开不了。我们于是在德宝饭店门口打了辆出租去往八宝山，在车上，我告诉司机赵紫阳去世的事，他说，中国现在这样要怪邓小个，要是按赵紫阳的做法：查官倒先从我儿子查起。哪里会腐败到现在这样！一路经过长安街，所有路口都站着警察，象有大事发生，到了八宝山公墓正门口，警察不许出租车进，让从西口步行进入，车开到西口，一家人下车，结果有警察又说应从从正门进，八宝山公墓外的长安街沿线步行路站满了人，吊唁的人，国外记者，警察，便衣。一个法国记者问我，我说自己是 89学生，旁边便衣就围上来道：快走快走。我们又走回西口，只有一份讣告，太太被拦住了，我告诉警察，希望太太孩子一起进去，一位年轻警察说要向上级请示，请示后我太太和孩子被放行，我谢过这个警察，和家人往西门方向走去，进入西门时又被警察拦住，我说让太太孩子进去等我吧，看门人踌躇片刻，放行了。 进到里面，发现告别厅外已经站满了人。我给赵晖打电话，他们正在外面取挽联，我就先排队进去，太太孩子在外面等着，过廊厅，签到，签到簿上看见邵燕祥的名字，签到后工作人员发给一朵小白纸花，我把它系在胸前布扣上，进入告别厅，告别厅南门进去看见花圈，花圈上粘贴许多祭奠人名，互相重叠着，有王功权的名字，进入正厅前，工作人员要求五人一排，进入，三排一组向赵紫阳遗体三鞠躬告别，赵紫阳遗体头北脚南平放，三鞠躬完毕，走过赵紫阳遗体旁，定神去看：虽然化了装，赵紫阳的遗容看上去还是象是另外的人，已经完全认不出了！我扭头向遗像看去，遗像和富强胡同赵家灵堂的是同一张照片，边有赵夫人梁伯琪的挽联：紫阳精神永存。我心一动，泪水默然从眼眶淌出来，赵紫阳的儿女们在告别厅西侧并排站立，与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士一一握手，他们都很疲惫了，从告别厅西门走出来，泪水依然止不住，有工作人员送给装有紫阳纪念照印刷折页的7号普通信封，【信封正面印有：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号 邮编100006 信封背面小字印刷：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日期：2004。12 数量：2000 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监制。】工作人员把我胸前戴的小白纸花收回去。 出来回到告别厅正门外小广场，找到太太小孩，我把讣告给太太，让她再进去，旁边有工作人员看见了说:可以可以，有讣告就可以进。我带小孩在外面等候，碰到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公凯，北航校友黄芸，爱滋孤儿救助者李丹等，我告诉潘公凯刘毅车被砸的事，不一会，有便衣把潘，李等人叫到一边，李丹回来说：潘是记者，不允许在此逗留。我们等到赵晖，华新远，薛野，王俊秀等出来，得知他们带来的挽联被没收了。我们在停车场以防暴车为背景合影，留作纪念。随后一起去喝了会儿茶，我与太太小孩提前告辞他们，一起去看刘毅了。 到刘毅的小区，看到他的车，前窗玻璃被完全砸碎，天窗玻璃完全砸碎，前机箱盖被砸，后备箱被砸，有明显的棍痕。刘毅已经报案，北京当地媒体记者正在拍照，我们一起吃了中饭，我和太太孩子一起回家。从城铁龙泽站下车，太太发现有个在遗体告别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一起出来了，我顺眼望去，四目相对，那人低下头弯腰系鞋带了。 马少方电话仍然不通，也没有音讯。

1月30日上午10时，在家中通过电话参加“六四亲历者赵紫阳追思会”，“见到” 十几年未见流亡海外的朋友，真是悲喜交加，在会上，我宣读了我的“为赵紫阳先生逝世致国人的公开唁电 ”并引王力雄先生“赵紫阳的等待”文中结尾：紫阳先生，虽然你没在现世等到结果，但你本人已经化入天理之中。天网恢恢，施加于你的迫害必得报应！你在天堂的灵魂，和我们一起等待那天理伸张的时刻吧。

会上我说：赵紫阳先生有三点可贵之处，
1。主张对话，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2。十五年坚守，人性战胜党性；
3。摒弃你死我活的斗争模式，坚守非暴力原则，为新政治伦理的楷模。
总之，象赵紫阳先生这样有良心有勇气的中共领导人是稀缺的，特别值得推崇，评价赵紫阳不能离开这个具体背景。我还为海内外反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主张暴力革命的迹象表示担忧，并以十六字概括我对六四流血教训的感悟：“热爱自由，珍惜生命；坚守底线，勇于妥协。” 我向朋友们通报刘毅车被砸的事，大家纷纷让我转达问候，我同时吁请海外朋友为马少方呼吁。

晚上，曹思源先生告诉我，昨日对他监视的警方人数已增至12人！


1月31日中午，打电话给马少方，竟然通了，他还在警方控制中，但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2005年2月2日

为赵紫阳先生逝世致国人的公开唁电

惊悉赵紫阳先生于2005年1月17日7时因病逝世，不胜悲哀，赵紫阳先生在1989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委第一副主席期间，面对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主自发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抛弃中共暴力统治中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想，主张以对话的方式，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朝野争议，和当时学生运动所秉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及“对事不对人”的公民政治独立精神相映成辉，他宁可个人下台也不同意以野战军来镇压和平示威的共和国公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少有的良心义举，为此，他付出了十五年余生的自由代价，而今，他终于“自由”了，白车素马，飘然归西，赵紫阳先生是中国新政治伦理的楷模，是中国人的政治良心，相信天理在世间，公道在人心，他的灵魂注定不朽，相信天必佑我中华。




紫阳先生千古！



郑旭光


2005年1月18日21时于北京

无权势者的力量

一，无权势者的力量源于个人主义


哈维尔的社会认知是后极权社会，政治倾向是非政治的政治，背景应该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捷克，正处于共产集权国家的后极权社会形态之中。实际上，当时的捷克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冲动，停滞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上、社会主义的精神形态上。不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搞社会主义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处于停滞状态。

92年我比较认真的阅读了哈维尔中文译作，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无权势者的力量”，实际上他是给了一条路－－面对这个庞大的专制政府，没有权势的人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这种无力感可能是每个人都有的。他讲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后极权社会，提出来一个路线叫“非政治的政治”。因为这个极权社会控制着社会的一切领域，把一切问题、领域都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领域，那么所谓非政治的政治就是说你只要不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领域，发出独立的声音和行为就是一种政治，就能够改变政治本身。这样说，非政治的政治对于中国普通人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我说开始并不是说那时才有，非政治的政治一直就有－－就是说我生活、不理政治－－自古即有。因为极权政府既然要涵盖一切，甚至还要在灵魂深处革命，控制人的一切活动，那么我不与你互动、专心专意过日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属于脱轨行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城市非常流行这些东西，我把它叫做政治伪自由主义－－即假装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对政治视而不见，当然这只是现象表述。

他提出这个线路的时候，一定是知道对于专制社会来说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蚀剂；生活本身能使人性开始恢复、开始萌芽、开始成长，这个天然的和政治控制是冲突的。另外他文章的语言并不是完全客观、完全学术化的，类似于目前可以在中国报章上发表的擦边球文章、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反体制的文章，当然他提供的线路有反体制精神。他并没有说革命是邪恶的，革命也是一种专制，革命的专制没有了革命精神、没有了目标感后，纯粹变成了专制的形态，只是还留下了革命的口号和语言这种主义层面的东西。精神内核的东西没有了，那么在这个语言背后的是一个体制，体制里面有不同的人，利益角度都不同但是又玩着同一种游戏。如果说哈维尔自己在其中的话，有些问题表达的不是很清晰。如果站在目前的中国来看，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捷克就是一个已经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国有体制就业，要么在农场、要么在工厂，几乎都是体制内的、没有体制外的人士。

二，后极权国家的语言暴力


哈维尔认为后极权国家是失去了社会主义方向变成了后极权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更多的不是用物质力量的暴力，而是用语言暴力以及其他的比较柔性的东西进行统治。我觉得这个有一些道理，但是又似是而非，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对作家描述政治经常有一种怀疑，作家们往往用一种道德倾向来进行政治分析，认为精神能够改变精神。实际上精神是改变不了精神的，如果不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来改变的话，那就只有用现实生活的变化来改变精神。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后极权社会它都是有最后手段来制服你的，如果没有最后手段的话，人的精神不可能一直陪着极权玩这么一个很无聊的游戏－－假装。这种无聊、无意义的习惯绝对是有道理的，一般的作家或是自由作家往往是忽视这个东西，不愿意承认人是非常弱小的，把个人放的很大，认为个人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然，一种独裁统治它绝对不是简单的靠暴力和欺骗，过去我会认为暴力和欺骗是它的两种力量，现在更认为主要是靠暴力。欺骗只是一个堕落的层次－－就是说即使是奴才也得给点儿面子，因为他毕竟是有灵魂、有良知的人，这样能让统治的成本变得小一点。因为暴力不仅伤害被统治者也会伤害到统治者，暴力还容易激起被统治者的反抗，如果频繁使用暴力会使得被统治者走投无路，从而铤而走险，加大统治成本甚至威胁到统治本身，所以暴力也是有限的使用。更多的是采取欺骗这种方式，欺骗这种方式主要的功用倒不在说是在于使人上当，实际上人们只是假装上当、内心却很清楚，这当中有潜规则、或者说是有默契。政府有暴力，可是与被统治者直接对抗是很难看的，如果这种直接对抗激化把被统治者变成恐怖分子，就随时随地影响统治者实施统治，这种“血族报复”统治者也是非常恐惧的。那么暴力是需要应用的，但是又不能无限制的使用，所以大多数时候是使用欺骗和谎言。

那么真正维系这个体制的是什么呢？如其说是暴力不如说是恐惧、人们的恐惧，那么这种恐惧的产生主要是来源于暴力，暴力主要是有使反抗者失去生命、失去自由两种办法。道理上还有一种是形成一种类似的宗教势力，这个是由国家支撑的，所以说一方面有这种底层恐惧。另外一个方面是开除公职，目前人们已经不再害怕这样的语言了，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这是非常恐怖的辞汇，老毛讲“给出路”实际上可以看出下面的很多人是不给出路的。因为所有的资源都由政府控制着，离开了它人们就无法生活下去，可能要做一个在任何文明社会里都是负面意义的人群－－小偷、流浪者、乞丐、强盗，这个是反体制的精英分子有可能面对的一种处境。所以我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就只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从他的思想、言论看来的确是持不同政见者，其他的人都需包装，所谓“第二种忠诚”



三，“江泽民的维持会”


后极权社会老百姓的意识形态就是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政府的意识形态就是存在、为了存在而存在。就是我说的“江泽民的维持会”时代，当然它的作为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意识形态已经不起作用了、专制者也不认真把它作为一种力量。那么对意识形态的信奉、宣讲和遵从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主动性的力量。这时如果能放弃这个习惯社会就进了一大步，因为你放弃这个习惯政府也不会做什么。所谓无权势者的力量就是放弃你的习惯，你可以行使的权利你行使出来。譬如说共产党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是新闻检查制度是大家内心里的，内心是怎样形成的呢？就是说你犯了错误会受到严重惩罚。而当惩罚越来越淡了、甚至是不惩罚了的时候，你内心的“检察官”还在起作用，那这是你自己放弃，所以我倒不认为是无权势者的力量，而是无权势者的觉悟，你有没有觉悟到习惯需要改变了。实际上那个鸵鸟习惯在过去是一种理性，譬如说不听外台是一种个人理性的选择－－听到后我要痛苦，痛苦后我要想，想了后我要说、甚至要做，那么生命都可能被灭掉，那么不听就是理性的，生活在一个邪教国家里还要讲正教就是找死。
革命时代过去了，从而逐渐恢复了常态，不再与整个世界为敌。后极权社会有很多意识形态、语言、思想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人们还按照习惯去做，而这个习惯不论是对群体还是对个人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没有人去捍卫它。但当然另外一点就是这些陈词滥调的习惯对统治者还有一部分价值，第一给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传承、合法性；第二给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复辟的可能性，当它认为社会要失控的时候就加强这种语言暴力来提醒你们。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的捷克人“非政治的政治”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是很苍白的，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并不是哈维尔的文字造就的，换句话说就是并不是他的文字鼓励了捷克的非政治运动，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在捷克起到多大的作用？在中国又如何产生力量呢？捷克的演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戈巴契夫的公开性、公开性的政策及对东欧自由倾向的鼓励。戈巴契夫走过一个共产国家，一个共产国家就发生变化，这就是宗主国的力量。历史上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苏联颠覆过一次。我们绝对不能抱一种幻想－－认为一个民族自生的力量能够有多大，当它形成了一种习惯时能够自我更新的能力有多大？！当然，捷克是紧邻西欧的东欧的一个工业发达国家，捷克有一个内心倾向于西方文明的民间基础，这是变化的内因。



四，人民的优良品质？


我特别不赞成只是单方面强调人民的优良品质而诋毁统治者的道德标准，它们绝对是一体化的、就是说反对者和镇压者具有相似的道德水平、相似的语言习惯、相似的思维习惯、相似的情怀。在共产极权体制下反共产极权体制，在你跟对手作战的过程中间你会争取民众、会争取对手内心所认同的东西，这些过程都是你和对方靠近的过程，就是表面上你们越来越激烈，实际上越来越相像。拒绝玩儿游戏当然是最勇敢的行为了，因为反抗它、它还有可能收买你，而拒绝玩儿的人则是自绝于这个体制，不再在这个体制呆了。我看哈维尔的作品还是有很大的启发的－－就是在这种体系里面，你对付共产党、对付这种极权体制是可以有多重办法的，起码提供了一个日常可做的行为－－拒绝用共产党的玩法和它玩。因为共产党最害怕的是暴力革命，所以就认为想推翻它的力量都想这样做；然而它也害怕和平演变，和平演变这种潜移默化、悄悄进行的力量是很难堤防的，往往它还可以带来愉快。因为人心中向往文明、向往体面的生活，这种灵魂追求并不是共产党人拒绝的、并不是人性所拒绝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后极权社会中你的盟友在你的敌人心中。你的盟友是在每个人心中存在的，这种人性的力量、这种灵魂的力量、这种向上的力量，否则如果你丝毫得不到对手的尊重的话，你的生存都成问题。

思想的变化和生活的变化绝对不是并行的、也不一定是互动的，中国的老百姓也一直在作反抗－－“厂里有的家里都有”就是一种反抗，这种反抗会造就什么呢？什么也不会有。实际上公民不服从也造就不出什么来，反而造成法制形成的障碍，因为大家蔑视规则、蔑视权威，不是因为权威是对的我要遵从、权威是错的我要反抗，而是我就是蔑视它。就是一味的反权威、反规则。因为看不到好规则所以认为规则没好的，最后是无论好坏规则一律反对。曹思源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不要共产党说个东，你就说个西，不要让它牵着你的鼻子走”。如果这样走下去，你就成为共产党硬币的另外一面了，你和他的区别并不大，而这个游戏共产党是愿意和你玩下去的，因为你改变不了什么、相反你还可以给它带来一种开明形象。你有你的利益，它有它的利益，你的利益是出名、道德形象，它的利益是开明的形象，公安局还有经费的利益。

我觉得无权势者有的力量不是政治力量，换句话说无权势者有没有力量？当然有，从一个个体来说他与一个政治局委员是一样的，放到一起打架政治局委员还打不过他呢，政治局是通过一个体制来获得力量的。如果这种体制没有了当然统治者也就没有力量了，无权势者当然是在体制改变时就会变得有力量，这是个蛋与鸡的问题。那么你有力量改变这个体制吗？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一个精神命题、不是个灵魂问题、不是个神学问题。当权的共产党都要把这些东西变成神学问题，但是成功的共产党从来都是用世俗的力量建立起世俗的天国的，不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是如此，所谓“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本来这个事情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体制不能变那么我们现在还在黄帝时代呢，那么为什么会变化？就是说体制也会提供推翻它的机会，从上帝造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安排好一定要毁掉它，这个时候你抓住机会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



五，共产体制又是历史上最狂妄的一种能动体制


共产体制从精神上堕落后，体系上也逐渐变得腐朽。狂热分子已经没有狂热劲了，共产体制又是历史上最狂妄的一种能动体制，它对人性索取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人一旦没有了动力它就支付不起了。就像一个企业要求百分之百的市场占有率，那么它的维持成本就会非常高，长期的精神紧张又一无所获仅仅是为了百分之百的市场占有率。对于第一个开创事业的人不累就做到了，对于维持这个的人就非常难了。他愿意和国际社会交易、愿意对内松动，这样他自己也可以得到好处。如果将市场占有率缩减到百分之八十，不仅费用可能会减一大半从而变得盈利，而且这样做的统治者也能里外买好。譬如说老毛干了个百分之百的共产集权政府占有率，而老邓就主动放弃一部分市场占有率，就比老毛得人心，成了站在坏人头上的好人。只有专制者觉得这个游戏玩的没意思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变化。你说专制者了不起在哪儿，就是了不起在这个产业是他创建的。在道德上谴责专制缔造者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道德上可以谴责江泽民、胡锦涛这些后任者，他们又不是打江山的，凭什么搞专制？在道德上能够谴责的时候，往往现实中已经有了自由了。所以说权力的演变首先是因为老一辈人会死掉，新一代上来想法不一样就会有变化。老一代杀了那么多人就不怕杀人了，新一代人没有杀过人就不会轻易下手；老一代人不讲理惯了，新一代人从小学习讲理，哪怕是歪理。人性向善是天然存在的东西，人性恶也是天然存在的东西，如果说承认善恶的话，这个力量也会有变化。譬如说“善”是我们大伙公认的好事，这就造成“善”无标准化，可能老毛时代公认的“善”现在不认了。那么哪一个更符合人性我们也无从判断，当价值体系转化的时候两个价值是没法通约的。实际上现在的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空白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嚷嚷说“信仰危机”，现在谁还喊信仰危机？当时是旧的信仰没有人认了所以喊。现在他们自己都放弃信仰了，那么大家就信仰个人主义了。所以我说东欧的后极权社会还属于信仰危机的后期，新的信仰还不是很普遍，习惯已经没有意义了，可以按照个人主义来改造，实际上哈维尔也是预示了一种新的信仰的来临，与虚拟集体主义对立的现实个人主义时代要来了。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城市是个人主义兴起的时代，也就是哈维尔说的后极权社会，那个时候的城市人还基本上靠国家生活。老毛死后老邓上台就是中国后极权社会的开始，延续到1989年，其间已有13年时间。1989年来的15年的中国已不再是标准的后极权社会，而是后后极权社会了。


－－转自《北京之春》05年2月号

“非政治的政治”--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很早就想整理一下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思索，然苦於史料庞杂，思绪纷乱，颇有“老虎吃天，无处下爪”之感，一直无处措笔，不期九五年七月於太原购到一本沈卫威著《天地自由--胡适传》，读後颇有感触，於是缀成一段文字，以飨读者。

胡适是大知识份子，又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运动史上的旗帜人物，他终其一生为中国之自由而呼吁，使“胡适”之名也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观念与象征。

“五四”时期，胡适与陈独秀等共同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被郭沫若誉为“学界孔子”。也许在功底深厚的“学问家”们看来，胡适是属於“世无英雄，遂成竖子之名”一类，不过，公允的认识不会忘记这一点的：一个伟大的事业的开端首先需要的是有着卓然眼光和过人胆气的开创者。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精神，“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社会改良主张……胡适一生的经历对了解中国近现代怀抱自由主义精神理念的知识份子的心路历程是有典型意味的，这个敏感、机智、胆怯、虚荣的世纪学人总是会在後继者心里激起一些荡漾不去的感情涟漪。 胡适是“一个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者”，除了抗战时期曾出任驻美大使外，他自知政治才力有限，一直以学者议政的姿态，谨慎地保持与现实政治若即若离的距离，尽管他自信“谈政治”是“入歧路”，然而认真追求起来，他的“谈政治”，实在也说不上是“离开学术正途的歧路”。毕竟在一个政治危机深重的国度，任何人都难保不受政治之累，此种情形下，一个以自由主义理念自诩的知识份子，不谈政治倒是奇怪事了。

我们现在知道，即使在最严酷的时代，思想也可以透过层层封锁传播开来，而在变动时代，负有文化传播使命的知识份子对外来政治文化的建构更是深刻的影响，在多数情形下，他们还为未来政治培养提供新的政治人才，从这里说，知识份子的政治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知识份子的议政、参政乃至行政，从公民权利而言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且知识份子由於其职业道德习惯使他天然地倾向於不盲从权威。因此，一个有操守的知识份子坚持涉政，其结果往往有二：议政的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参政的成为“政治反对派”。前者追求不同政见的表达而後者追求不同政见的实现，从议政到参政，从言论而行为，在逻辑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多元的民主社会中，与政府持不同政见者很多也很自然，持不同政见之政治反对派的存在亦属正常。可是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国度里，与当权者有着不同政治取向的言论与行为都被视为危险和具有颠覆性的，是“匪类”、“附逆”、“反革命”，於是，我们看到的胡适既没有作反对派的打算，作为持不同政见人士也是一直怯怯的。

自由主义的政治成功直接依赖於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文化行为不能代替政治行为。民国时期，北伐、抗日两次大规模的民众动员运动都是由国共两党为主促成，此种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使组织者的政治实力急剧膨胀起来，领袖群伦，这也就难怪国共两党基本上主导了“五四”後民国政局的演化。沈卫威用“无地自由”来形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困境，我倒以为，缺乏牺牲精神，害怕革命，疏离民众，不敢与专制者作原则上不妥协的斗争以争取自由，才是这些自由主义者的真实写照。

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有意无意地鼓吹政治暂时、文化长久；政治浅层，文化深层的谬见，也使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在文化意识上亦无着落，最後甚至连自身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多无从保障，在一个需要革命，渴望影响的时代，改良、庸常的政治理想听起来不错，却无从实施，在自由主义的英雄时代，舶来的庸俗自由主义教条是行不通的。

甚至在所谓“胡适派文人集团”的“文化自由主义运动”中，无论是“新潮社”、“新月社”还是“自由中国”，胡适都隐约其後不愿抛头脸在外，这些无从结出自由之果的文化自由主义之花，只是表达了怀抱“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幻想的自由主义者在革命时代的怯懦而已。

丁文江比胡适头脑清楚，他反对胡适“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入手”的主张，告诫友人“不要上胡适之的当”，且坦诚告胡适曰：“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我们中国的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此处所说的“少数人”当指以“知识精英”自期的自由派知识份子。 自由主义不单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理性思考的成果，一种意识形态，一种需被信仰的理念，它同样需要信奉者的激情与牺牲来使它合法化。自由主义与其它“主义”的竞争，不但是表现在理论上的是非之争，也是实现於现实的成败之争。这里同样需要意志与智慧，热血与汗水。

闻名於世的“问题、主义”之争，表现了胡适政治理念的浅薄和政治智慧的贫困。 为抵制“十月革命”後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声浪，胡适出来打岔，大谈“主义”之抽象、虚妄，是“汤头歌诀”，其实胡适不是不知道，有了“汤头歌诀”，才好治病行医，病理、病症两种情形之研究是不可偏废的。他怕的是“主义”的研究讨论会导致“革命”的结论，与他改良的志向冲突。可是胡适自己的“问题研究”如何呢？在“无主义”的方法指引下，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得出中国问题在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些不需端着学者架式去研究，而是心中稍有“主义”者一看便知的表面现象。

不注重“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由於缺少“主义”精神的滋养支持先天“缺钙”，信念犹豫，意志单薄，以至於在标榜“独立”的《独立评论》编辑方针(由蒋廷 起草，胡适修改)竟出现这样的话：“……短时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在中国大倡‘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反主义”的自由主义变成了“反动的”自由主义，成了(主动地)暴政的帮闲，这种无原则的策略，笨拙的狡猾，实在让人可惜这些人的聪明。

重提一个老话题：启蒙与救亡。中国的所谓启蒙本来自於救亡的压力，当民众在启蒙者救亡的呼声之下奋起救亡时，有些启蒙者们却一面远躲开，一面指责民众扰乱了他们在书斋里设计的美好的社会进程，一副叶公好龙的架式，指望人民长期处於被启蒙状态，似乎忘记了启蒙本在於救亡，而不在於把人“启蒙”为漠视救亡的绅士。启蒙的教师爷们不愿去参加引导救亡运动，害怕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淹没他们的布尔乔亚式个性，而当救亡为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势力所用时，他们又惊呼：救亡压倒启蒙，话里话外，似乎原来的状态当继续维持，以便让他再给那被压迫者多一些文化教养。 “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本是知识份子涉政的固有倾向，古今中外一样，而认为政治问题必须通过思想文化来解决则正是知识份子的妄想，他忘了，没有实行者的思想是不能行走的，况且思想的现实化也离不开实行者的努力。 回顾历史，不能不看到个人对历史的伟大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代，可以想象，如果中山先生不是六十即殁，而是活到九十岁，则中国现代史当是另种写法；如果没有陈、李两位“五四”文化领袖，身体力行，鼓吹共产主义，组建中共，为共产主义思潮的政治化创立一支现实的政党力量，共产主义中国也是个未知数。 少年得志的胡适，少谈主义的胡适，“作了大半辈子政治票友”仍是只“纸老虎”(胡适自谓)，他的作政治的“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员”的梦想呢？早该随风飘走了吧？

伤哉，胡适！□

原载于《北京之春》1996年5月号

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及民主力量的使命

现实的社会制度是由民众之中的精英总结民众的社会实践而设计，并在民众的支持下建立的具有社会管理目标的综合管理系统。

当没落的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来自社会现实发展的挑战，不能阻止制度性腐败对社会整体利益及远期利益的侵害，不能保证基本的社会文明秩序，从而开始丧失其在精英心目中的合理性并最终失掉民众的合法性承认时(合理性的丧失迟早会引起合法性的丧失)，革命的发生、制度的变革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这时的社会亦由其常态时期进入其非常态时期，此期间，任何偶发性的社会事件都可能成为社会全面演变的契机。

面对旧制度的崩溃，人民中的精英份子是否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抱有一定的认识，对新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持有基本的忠诚，并动员取得民众对新生制度的合法性支持，将是社会能否和平渡过危机，顺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系统的关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赫鲁晓夫倡导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产生了历史性的结论：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记录薄上，“优越的”社会主义远远落后于“腐朽的”资本主义之后，自命不凡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比资本主义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未统一的南北朝鲜和统一前的东西德国即是体现这种制度差异的明白例证。

为缓解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主要共产党国家相继打出改革旗号，企图用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政策来“完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这种修正主义加实用主义的“改革”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全面的一党独裁政治和国家统治经济(中国前期改革的成功主要源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对民间的放权让利??权是一党独裁之权，利是国家垄断之利)，但是要彻底革除它们，建立根本上解决危机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在那些已经丧失了社会理想的官僚统治集团看来无异于自杀??他们宁愿推延危机的爆发，抓紧时间完成向权贵资本主义的转换，而他们的首领则怀着对革命的恐惧在改革之路上徘徊。最后，随着民间反对力量的自觉与壮大，官僚集团与民众之间矛盾就会激化，危机就会爆发，要求民主的呼声便会席卷东方社会主义阵营。 在成功地进入了民主社会的东欧国家，新生的民主政权为了竭力保证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在政治上建立议会民主政体，实行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保证基本人权，在经济上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实行全面私有化和自由经济政策(自由的价格体系与自由的金融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的自由市场(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市场)。眼下，相似的历史又将在中国重演(当然，会带着些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

尽管既得利益的集团不愿放弃政治和经济特权，千方百计阻挠变革，但是变化还是一天天的深入，巨变终归要发生。问题是：如何和平顺利地完成这种蓄积已久的社会变革，并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有责任心的中国精英份子必须考虑解决这一个全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

可以断定，强权政治瓦解造成的暂时权威真空必会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而重建中国现代社会秩序的唯一保障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及有效运行。这就给中国的民主力量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如何在社会变革中通过立法保障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的有效运行。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国的民主力量在目前必须做到：

一、通过广泛的沟通，就自由市场经济、议会民主政治等重大问题形成明确的共识。 二、抓紧时机公开和平地宣扬建设自由民主社会的主张，在民众中树立旗帜鲜明的政治形象。 三、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在理论、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建立公开的民主政党。

总之，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唯有这样，才能做到内伸民权外张国权，才能民心振奋，民富国强，中国才能在世界自由、民主、和平的竞争中得到公平和相应的地位。


编注：作者郑旭光是八九民运中被当局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曾二次坐牢，但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北京之春》1995年2月

社会主义:贫穷与奴役是你的名字（读哈耶克答友书）

　　我看哈耶克的好处，妙不可言。当然是得真理，决狐疑的感受。我没有想到的是哈耶克对英国社会主义的疑虑竟然如此打动了切身体认着中国社会主义之苦的国人的共鸣，当然包括我自己也有震耳发聩的感受。

　　对于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工人的处境我们无法亲身得知，我们更多的是从国内共产意识形态检查过滤的资料，而且主要源于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恩格斯似乎在其著述中大量引用了英国政府工厂专员的调查报告？）的短暂观感，而对于这些被教条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其自身生活与工人阶级生活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道德愧疚和无能为力感是引起对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厌恶感的来源。因为自己的无力而希望通过国家由其他人买单（实际上还是纳税人的钱财）的方式以改良他们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悲惨现状（物质匮乏，道德沦丧。。。），无外乎是通过舆论和国家的行政和法律力量来要求雇佣工人的资本家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实际上他们的道德的高姿态很少是身体力行的，比如他们很难自己舍家财救助或者以义工方式来给予工人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而是要别人买单，反正在他们那里，除非通过国家力量来逼迫社会来扭曲整个正义的意义，来强迫别人买单，他们是否能够自己去开办工厂来少挣些利润来改善工人待遇哪，不会的，他们怕不道德的资本主义利润弄脏了自己的手，我怕这些不是以利润为终极经营目的的慈善家的工厂是很难对付竞争对手而在市场中生存下来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很少去考察这些工人在他们家乡的生活，或者为什么他们宁愿背井离乡不过那种农村的田园生活，不用深想就会明白，他们之所以不愿继续在农村待下去，是因为农村的生活（除了勉强填报肚皮而外没有什么货币收入且只能置于无所事事的境地，远离现代文明可能提供的机会）比起目下的生活来更不值得选择。在他们对所谓的"血汗工厂"的谴责中包含着多少对工人的真诚考虑，而多少是为了满足自己在上流社会中间的道德秀呢？还是整个就是对工人的智力和他们所选择的生活的蔑视，根本无视他们的生活而强要为人作主的伪善呢？这种吝啬的同情心（自己不创造也不付出），只是想通过违背正义的方式去行使"分配正义"，必使最坏的狐狸跑出来主持分配，而使价值的创造者遭人鄙夷：节俭的资本家被视为守财奴，勤谨的经理人被视为吸血鬼，老实本分的工人成了工贼。他们使整个社会看重的是绿豆汤而不是长子权，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工人最后堕入打着社会正义名义宰制社会的不治创造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实为国家社会主义）官僚们的工奴命运的根本原因。

　　中国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者的最终羞辱，不是源于他们是居心叵测的投机者，而是不甚深思的无知之过，从梁启超到民盟，他们接受了现代社会主义的说辞，他们号称自己爱自由却支持国有制或社会主义，幻想在政治民主之外通过"经济民主"，经济平等――计划经济来宰制个人自由。故而有昔日论国共两党与民主有无关系的储安平大右派荒诞剧的出演。 套用阿克顿的话，所有这些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想走出第三条道路的伪自由知识分子都爱计划经济（他们可以参与主持分配），都爱民主政治（他们可以行使人民主权的代议！），唯独不爱自由（每个人的非经法律的正义不可强制剥夺的人身，行动，和财产自由）。马上就想富民强国的急功近利铸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全体国民承受的奴役状态，"救亡压倒启蒙"真是个伪命题，他们这样的认知如何启蒙青年呢？只是给共产党培养了青年团而已。

　　附：在我看来，从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武力加欺诈违约赶清逊帝溥仪出宫，中华民国政府就注定了他的祸乱不会断，他和文化革命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件事鹿锺麟先生却是不知羞耻的当作得意的事情，这就难怪随着共产国际先后操控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先后得势，文质彬彬的汉语文明越来越从文明堕落入野蛮。拒绝现代资本主义人类文明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只会把中国传统中的霸道和野蛮激发出来。

　　　那些知识分子可曾向农民作过一个考察，问一问他们为何放弃农村的大院子和单间不住而来住拥挤的集体宿舍和民工棚，为何不在农村伺候农业并在农忙之余可以游哉优哉当个牧歌式的农民却要在城里工厂拼死拼活。答案简单：挣钱，挣比农业劳动多的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和家人可以享受比死守农村更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因为自己不能掌握新的机器就去破坏工厂的行为，那些为了抵制那些以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售自己劳动的后来者就组织排他性组织并以罢工威胁厂主接受他们的高价格劳动的人不是在使自己最终加入到那个失业求职大军中吗？他们的行为如何是可以被正义所许可呢。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除了被政府剥夺自由的人，"命苦怨政府，运背怨社会"的人里面哪里有几个有出息的呢？

　　哈耶克并不是反对书斋里的观念，而是反对对于要求一切传统观念都要决之于理性否则不予接纳的唯理性主义自负，已被证伪的观念可以放弃（因为有了更具解释力的观念），但并非是所有未得证实或从我们的知识本性上既不可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的观念（比如上帝的存在）都要否定，这个自然是致命的自负，因为我们是不得不在我们并不知道其正误和理由的社会秩序和知识背景下开始和持续生活的，如果按照自负的唯理性主义，我生之前，所有的法律习俗并未经我的理性考证，我遵守它只是个无奈的理性行为（怕受惩罚），而此行为本身就是毫无理性了，因为他们未经我的理性证实或证伪的考验。　

　　工人对资本主义的自发反抗并不会导致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改造工程，而只会产生工团主义，那是他们的眼界可及，可以理解并评估控制的方案，与社会主义者的宏大理想是不大相干的。而在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引领下，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最初是对个别资本家用工权利的限制和行业工会以各种手段对非工会成员强制实施的的行业进入壁垒，后来是促成了保障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的工资与福利的保障政策，那个导致普遍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且最终导致大规模失业的，称为“滞胀”的经济学现象。这个在西欧和北美是一目了然的事实。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痴迷于自己的社会蓝图，不满和不屑于工人自发的工团主义，这个从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哥达纲领批判可以看见，设于伦敦的第一国际中，马克思曾作为联络德国工人阶级的通信书记（员），而被其他工人代表指为非工人的知识分子，要求其退出国际大会。列宁也说过：苦难本身不能产生革命，只有对苦难的意识才能产生革命，并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灌输进工人阶级的头脑中，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被指为农民革命，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关系就更加不甚了了了。工人阶级不会自觉的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本能的反抗命运。在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主流前，工人起义与农民起义相同，都是对自身命运的反抗，而非对制度的反抗。对于巴黎公社没有夺取法兰西银行，马克思就惋惜的不行。 列宁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反对二月临时政府，而在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处于劣势后又发动士兵起义。又有工人阶级何事呢？工人阶级最后只是成了革命党的教义中的说辞，类似教会说教中的穷人。

　　马克思的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是先联合资产阶级完成他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回头决不与资产阶级联合执政，而是要利用革命后的政治自由向资产阶级政府提出他们不可能答应的要求而后推翻之，这个在1848年德国革命期间马克思给德国革命者的信中有详细阐述。其知识分子式的狡诈和迂腐，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心态淋漓尽致。与列宁这个职业革命家比起来，更是差了档次，列宁说：革命者总是要沾满泥污的。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破除了一切正当思想信念的革命知识分子真是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市场的，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很清楚了。连暂时替代货币的劳动券也是被鄙视的，中国和苏东原来的社会主义是不会让马恩满意的，充其量是杜林式的社会主义，还是资产阶级法权。波尔布特算是做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努力的，其他人只好都叫修正主义。

　　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无原则的支持自由主义和市场的，而是在与他们的思想中的欧洲的旧封建主义势力作斗争时，为一个他们想象中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大决战创造环境和打扫舞台时才会支持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取消"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独裁"（毛泽东）

　　我在秦城服刑期间曾祥读了汉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本想出狱后根据自己的思索对这个马克思主义谱系作个批判，哪知道当我兴冲冲的告诉朋友我的这个想法，他说：马克思，早过时了，现在没人提他了。受打击之下，我把批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交给朋友保管并交代：如果占地方就卖了废纸吧！我当时的读书心得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里面讲的社会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问题。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否证了他的经济基础决定论，验证了在一个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思想谬误和暴力结合后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力量，可以造就一个人类史上闻所未闻的极权秩序。也提醒后人，不可以暴力支持或反对思想，尽管暴力消灭不了思想，也不能使是真理变成谎言，但却可以使整个人的行为的规则建筑在愚昧的命令与服从的奴役规则上，在严格的人身控制和信息控制下，暴力和欺骗编织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秩序。古老的"非礼勿视，非礼勿思，非礼勿动"的道德戒律演变成了现代的"非令不敢视，非令不敢思，非令不敢动"的生存戒律。

　　当革命来临，被一起革命的还有呼唤革命的现代魔法师――革命知识分子。 "一言可以兴邦"，深知知识分子厉害的共产党最忌怕的就是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并主张社会主义的自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形态里早已经吃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苦头， 故而有：社会主义的试验和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两大成果之说。资本主义不是哪个人的发明，就像社会主义一样，人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在马恩那里原始的部落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的模板（他们把它叫做原始共产主义）可惜的是在当代，在我们确指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之外还找不到第三种社会形态 。

　　这二十年中国人的经济成就是举世目睹，怎么不能把他不归到自由市场之功呢？改革开放，放权让利，调动地方和个人积极性，土地承包几十年不变，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加入WTO.那一条不是对计划经济的反动呢？那一条不是对市场和自由的颂歌呢？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争取，不是这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旁注吗？讲求计划经济和分配公正的毛泽东时代是什么呢？普遍的奴役和贫穷，阶级的绝对不平等，社会人群简化成＂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解放军，无业游民＂，丰富多姿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被革命计划的惨不忍睹。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绝对短缺，而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绝对过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于哪个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问题真的不需要太多辩驳了。如果没有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 ，象朝鲜那样，中国的13亿人又不知要如何为吃饭犯愁呢？那个荒唐的违反人伦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后遗症和恐惧症的怪胎，好像新生的人口除了张嘴要吃外（由父母养育）并不会在成年后给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新的剩余价值??原来社会主义之下的生产连他们的成年人都吃不饱的，哪有剩余价值去养活孩子呢？可是社会主义又承诺人人有饭吃，于是解决办法有了，用强制的办法节制人口，如同孙文的节制资本，异曲同工。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发明的节育避孕措施，执行晚婚晚育一胎政策的可爱的计生委干部岂不是要去搞计划做爱了吗，从源头卡断生命的延续，不过不是已经有那么多男男女女在违背本人意志的情形下被骟了吗？不是已经有那末多的胎儿在违背给他们生命的父母意志后被做掉了吗？中国大陆的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正是二十多年来对内搞活（开放内部市场）对外开放（向国外开放市场和走向国外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这56年的历史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道路通往奴役和贫穷，资本主义道路通往自由和富裕。先有奴役而后贫穷，先有自由而后富裕。这个似乎是个现代社会的不易定律。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反对资本主义，我感觉是对弱势人群同情心和对强势人群的嫉妒心的滥用。 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 导致对资本主义的价值和规则的不满，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因为面对这样一个由个人自由和私产保障造成的市场社会的不满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改变规则，重新改变价值体系，造成新的规则新的价值。造就一个什么样的的新规则和新价值呢？ 这个任何一个中年的中国大陆人都不会陌生：一面是利他主义，集体主义，自我牺牲精神。还有另一面：官僚命令体制，瞎指挥，教条主义，唯上是从，僵化，可怕的对人性的戕杀，老大哥和动物庄园。况且即使利他主义，集体主义，自我牺牲精神之下，哪里还有交易和市场？

　　资本主义不是对当下所有的人都有利的，他也从来不缺少赞美者和批判者，这中间马克思可以算是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赞美者和批判者之一，他的预言只是对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观察，他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两大依据：1）愈演愈烈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彻底破坏了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2）社会日益分化成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两者就为社会主义的登场做好了准备。

　　世界史本身否证了马克思的预言。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反而实现了他所批判的社会主义，而他所期待的社会主义并未在西方实现，门都没有。奇怪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商品短缺，一方面就业难。一方面宣传人人有饭吃，一方面宣传又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否定了财富的积累和传承，也就没有了文明的传承。反对一切压迫性建制的知识分子如果也反对保障个人自由和私人产权的法治的话，那么只有可悲的社会主义等着他们了。

　　完全的市场和法治之下会不会有垄断企业和独裁政府呢？绝对可能，但是这样的垄断企业和独裁政府确实毫不可怕．一个独裁政府，如果他不是集中了举国之财富，而且纯粹以独裁者的意志进行国家治理，在一个市场竞争且由法律保障的自由之下，实在是难以危害个人．在1997年前的香港，港督领导的独裁政府在英国独立的普通法治理下毫无可怕之处，而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垄断毋宁是消费者偏好的同义词。企业因为在开放而自由的市场中的竞争力而造成的垄断态势无论如何不是什么坏事情，那证明他有相对最高的资产收益率，在技术普及的背景下标志着企业品牌和管理能力的优异。这是市场的奖赏，激励着后来者另辟蹊径，开拓更多的可能性。法西斯一词来自古罗马，意为"从民众中产生的权力"，纳粹意为"国家社会主义"，二者合起来即"从民众中产生的权力主宰的国家社会主义"，比起苏中的社会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初始权力是真真正正通过民众的选举形成的。因此其民意和法律的合法性要比苏中两国的武力造就的社会主义政权强的多，因而对社会的控制也要弱的多。而苏中却是以武力夺权，消灭市场，一切资源国有化，与纳粹国家的只是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有大区别。和后来的北欧的福利国家也是有大区别。

　　哈耶克的自由与平等 ：自由??（来自他人）强制的不存在，平等??（来自他人）歧视的不存在．

　　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大限度地消除身份歧视的可能性：所有的人都是世袭的消费者，而雇佣者和受雇者不是永久世袭的，雇佣者不是永久不变的，受雇者也不是永久不变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使身份地位的阶级划分弱化了 。 当然在哈耶克所说的自由意义上，除了所有人都享有的法治保障的个人自由外，资本家和自我雇佣者较之于受雇者享有更大的工作时间内自由，可是我们也知道，除了继承原因，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机会选择：是做雇佣者，受雇者，还是自我雇佣者。这个是选择自由及其责任风险的权衡算计。他总是有机会选择自己是相对更自由还是相对更安全。毕竟受雇比雇佣容易的多，也是多数畏惧竞争者的选择。对于因畏惧竞争失败而放弃的人所失去的那部分自由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 如果我们不是从字面理解资本主义，那么就很清楚，他是一种价值之下的各类前规则，潜规则和明规则形成的秩序。在这个社会中，市场，价格，货币是些主导性的词汇。

　　关于平等，我们以事实观之，由于每个人的个体不同，古今中外，没有结果平等，也无起点平等，机会也不平等，事实上，人人生而不平等，如果强要平等，那就得采取对一些人优惠而对另一些人歧视的不平等作法了。 就像自由应当以奴役与强制来的不存在来定义，平等应当以他的否定意义即"歧视"之不存在来定义， 就是每个人应当受到法律（私法）的无歧视对待。我们只能要求游戏规则对所有参与游戏的人无歧视对待，裁判不得参与竞赛和在竞赛进行中临场修制规则。

　　对于市场竞争带来的资本家的破产或亏损及受雇者的失业或工资降低。我只能说：运气不好。与个人罪错无干，当然也就无所谓"最后承受失业的是无辜的工人"，勤恳吝啬的资本家也可能破产，他也是无辜的。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以其资产和信用承担决策的风险，工人也以自己的工作机会做了选择。宏观经济的效率最大化是个没法实际认知的纯理论假设，对于单个企业经营者受制于风险，信用，竞争者，供应商等多方面定性估量所做的综合企业资源安排，没有谁能去测知他的合理性和度量。价格信号只是告诉他怎么办的参考，却没有告诉他价格背后的"真正原因"（除了老天爷，没有人知道！）就像计划经济永远算不出市场的潜能，没有办法计算宏观经济的效率最大化！国家在给人带来安全自由的同时，也可能会危及个人的安全自由，至于资本，他给你带来的就不只是安全自由，还有财富和闲暇。

至于谈到危险，在任何国家，官员都是有编制的，而有产者是没有编制的，整个国家的人都成为有产者也非坏事，而整个国家的人成为官员则是一场恶梦（也是饥饿之梦）了．

2005年7月7日于北京回龙观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