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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旭光文集

行成于思,毁于随 个人门户:hexun.com/zhengxuguang

姓名:
位置: 北京, China

星期四, 十月 27, 2005

政治哲学家对权力之恶的论述

Otanes:

即使是最优秀的人士如果达到了拥有〔可不负责任的权力〕这样一种地位,也注定会变成最恶的人。


John Milton:

长期持续地拥有权力致使最真诚的人亦将变得腐败


孟德斯鸠:

不断有经验向我们表明,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而且易于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


康德:

拥有权力,必定会贬损理性的自由判断。


伯克:

历史记载中的最大的独裁者,都是以最为公平的方式开始其统治的;但是事实的发展却是,这种非天赋的权力不仅腐败了他们的理解力,而且也腐败了他们的心灵。


John Adams::

当权力不受限制和不受制约的时候,它永远会被滥用。” “绝对的权力将使各种人等都中毒并为之陶醉,而不论他是暴君,君主,贵族,还是民主主义者,雅各宾人士或无套裤汉。


James Madison:

人们所操握的所有权力都易于被滥用,而且权力,无论在哪里被授予,或多或少都易于被滥用。


Jakob Burckhardt:

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恶


Lord Acton:

权力趋于腐败,而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

星期六, 十月 22, 2005

给关心政治思想和“六四”事件的青年网友的复信

一个笑话,有女欲嫁,东家子贫而美,西家子富而丑,女曰:愿宿东家,食西家。

社会市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上的集体主义,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生产制度,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分配制度。种种说法,高大的侏儒,渺小的巨人,大概结果类似于此。

人的愿望经常是自相冲突的,以所有这些愿望束所展现的不同价值为依归的理论体系也难于兼容,为实现这些愿望设置的目的也常常冲突。

我建议,实用的办法,是了解系统的思想,顺着一位大家的思维考察,自会触类旁通。左右两派分别以马克思,哈耶克为代表思想家。且此二人都是对现世有深切关怀者。


89学运当年的事,现在网上资料非常多,足资判断。

可以看看当事人的回忆,网上也有一些。

学运后期的组织分为三个实际上已经互不隶属的组织,按产生时间先后为“北高联”,二为“对话团”,三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对话团温和,指挥部激进,北高联折中。

91年莱因笔会整理的“回顾与反思”是了解“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一个好资料,指挥部的主要成员在场。

卡玛的“天安门”反映的较真实。

封从德主持的“六四档案”网站资料也很丰富。

对于89学运,我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但不足以作为整体判断的凭据。不过也可以贡献出来探讨,关键是对话者要掌握一些背景资料才好展开。

自由主义和国家

1.市民社会,无政府,法治的扩展


小区的兴起和活动,是民间“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所谓“市民社会”在中国,大概指城市里单位(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机构)之外的人群以及他们的联接,这部分,即使在毛泽东时期也未消灭干净。“公民社会”是个政治概念,只有发达的市民社会之上,才有健康的“公民社会”。

人人关心政治是不正常的政治,学者们企盼的公民社会是个不正常的社会。一个法治社会必定是个小政府的社会,政治范围狭窄的社会,或者说政治对生活的影响力相对较小的社会。

习惯法治下的人们的常态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而法治的维系,不在于作为受雇者群体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而在于作为市场交易主体的强大的资产者的存在(包括雇佣者和自我雇佣者),他们是自由与法治的天然拥护者,其中包括市场化的自耕农。


2.保护主义保护了什么


理论上,我们今天用来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理由都可以用来反对“国家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从理论上,我看不到它对经济有何好处,从企业说,它只是保护了本地的落后的技术和管理,使它更无竞争力吧。受损的是当地的消费者的权益和品位,以及消费的能力。

比如大陆,毛时代的“上海牌”手表款式陈旧笨拙,在国内手表却卖人民币120元,而在国外合计不到人民币30元。而且,一旦开放,这些受保护的“老名牌”就全军覆灭了。

国家打着保护的名义,得利者都是那些垄断企业的资本家,管理层和雇员,受损的是全体消费者和其他竞争性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劳动的提供者(不论他们来自于本地还是外地)。

在自由社会,国家的任务是要为自由市场规则的实施提供法治保障,而不是阻碍资本,技术,管理,劳动的自由流通。不管是以行政的武断干预,还是通过立法形式,都是通过歧视性规定造成对个别人群正当权利的伤害,和对某些人群赋予特权保护。是不公正的非法措施或“非法之法”。

越是不开放的社会,越是特权盛行,而他们所打的旗号确实“保护民族利益,保护国家利益”,实际上保护了既得的特权利益。而那些消费者和竞争性市场要素的提供者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跨界走私,黑市交易,资金外流,人才外流成为常例。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就是因为国家力量被特权势力操控,使本地资源与自由市场隔绝,以至于无法合理定价,价格信号无法指导生产信号,最后是市场失效,国家计划取代市场作用。


3.劳资矛盾与政府角色


政府面对劳资矛盾,应当做的是,防止双方的非法的强制行为进入谈判和交易。比如,资方可能的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的非生产性规定和行为,资方动用武力维持低价工资,类似工奴制度。政府不应当主动影响劳资双方的谈判结果。政府的主要价值在于为自由市场提供法治环境维护,而不是阻断隔绝资本,技术,管理,劳动,信息的自由流动。

大连日资企业(国企民企也一样,也当作如是观)罢工事件,从网上资料看,我认为,工人可以不伺候了,资本家也可以不雇佣了。只要他们依据事先自由自主的合法约定(虽内容与形式合法,但以暴力胁迫或欺诈达成的契约不算数)行事,就没有政府什么事。而因为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合理预期外的人为损失,受损方都应得到补偿。如资方因为定单不足或有更廉价和优秀的被选员工,就撕毁合约,要给受损者补偿,而工人一方无合法合理原因的加薪罢工,也要给与资方补偿,现在似乎是政府出面买单(其实是全体纳税人,即利益无涉的无辜的第三方买单了),这件事情的最大遗憾,是没有进入法庭程序,没有从法律上判断是非曲直。

除非万不得已,就像政府更迭要用暴力革命的方法一样,罢工不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方法,但是也是工会的天赋能力。这里需要判断的是:法律救济绝望了吗?

“剥削”一词应当慎用,工资低不是剥削的特征,剥削当指资方以暴力胁迫或欺诈诱骗的方式从劳方那里得到的不当利益。这里,劳方包括资方以外的所有企业雇员,上至CEO下至临时工。你哪怕工资收入全球最高,都可能是被剥削者,如果资方以非法手段从与你的交易中有不当得利。同类,雇员通过援引社会和国家强制力从与资方交易中的不当得利,也与剥削无有差别。


4.没有自由的生存权是死亡权


相对于生存来说,民主可能是奢侈品,自由绝对是必需品!没有听说那个现代的自由国家因为国家饿死人,也没有听说那个专制国家因为国家不饿死人!这些国家管制:消费,生产,流通,货币,人员流动,物品流动,服务和信息流动...


5.如何看集权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


现代国家的崛起,时运是第一因素,文明和信仰是第二因素,制度原因是第三因素,地理资源是第四因素

可能,东亚文明比起拉美和非洲更接近资本主义和市场文明吧。

集权对于经济的好处,是因为他限制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贯注于经济规模发展, 但是也由于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他不可能是领先国家而是跟随国家,是领先国家的搭便车者,他的优势是一个自由社会都有的,即模仿能力,他的劣势是创新性和可持续发展力。

对一个起跑速度很低的集权国家,他的最初的加速度总是让人眩目的。


6.法治,税制,保障


是传统,习俗,法律和民意“通过”国家提供法治保障,国家是法治的工具,而不是国家行使法律工具。

国家当然参与了提取了被称为“社会财富”的个人财富。以实现公共职能,哈耶克认为比例税制是公平的,累进税制压制创新企业,个人智力创造。造成大企业的事实垄断和经济停滞。

对于竞争的失败者,应当事先约定提供救济,市场竞争不是两军对垒,无人可以事先确定哪个竞争者是必胜者,哪个必败。

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英格兰自由主义的进化观点相近,哈耶克甚至推断进化论源于历史学,应用于生物学。


7.国家安全和自由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是自由的基础,如果遇到入侵,当然以前者为重。 当全民皆兵,或者每个人都成为国家人吃国家饭的时候,自由也是少有的。

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的权力增加了,个人的自由减少了,法治可能冻结,自由和法律都萎缩,命令与服从成为战时秩序的特性。 而在生存策略上,作为手段,它是个选择的过程,在蒙昧的丛林时代,以体力竞争的时代,集体主义是当然的价值取向和普适手段。 军队系统 官僚系统 都是集体主义的。


8.网络经济与自由


网络时代,智力和知识是财富之源,自由主义是当然之选。其实他和商业是密不可分的。

集体主义往往盛行于大陆国家,而自由主义则易行到海洋国家. 往往海洋国家是贸易和商业发达的地域,个人的力量有可能很容易突破国家的壁垒。如同古希腊的雅典,战国时的齐国。有出海口的地域往往有靠商业致富的群体,在为自己事业拓展的同时,也为民间拓展了自由度。

这是贸易和工业时代的现象。

在精益制造的时代,机场的作用也大起来了。

而在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财富来源于网络形态的生产,大陆国家的传统劣势没那么严重了。


9.自由背景下的国家消亡


国家的变迁,共产主义是个铲除了现代文明自由之根基==个人所有权的“乌托邦”空想,而可以合理预期的是: 全球的法治化体系下的国家的消亡。

可以猜想的是,现代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可能由公众权力蜕变成民间服务机构。

市场,法治以及自由和平等

(一)


1.经济管理和王朝循环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 .....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 这是全球通史中对中国王朝循环的解释说明 ”

皇帝们就如同当今的中国政府,他们不希望“藏富于民”,这是对于专制政权危险的,而将举国之资投入到皇家(也可以说国家,反正国家是皇家之国,一回事)事业上,往往不是经济行为,没有投资效益。这样,财政的困难是免不了陷入困境的。

埃及如此,中国如此。

轻徭役,薄赋税”往往是在王朝初创时,前朝积累的庞大的寄生虫群体(直接间接变相吃官饭的人群)被清除出食禄群体,自食其力,也使民间的智力资源增加了。(比如“商人”之谓据说即来自商朝覆灭后的族群多从事商业贸易有关)。“吃官饭“的人群减少,民间智力资源增加,新的统治者往往来自民间,体恤民意,“轻徭役,薄赋税”,与民更始,修养生息,农业和商业都得以恢复。

中国王朝的覆灭,是因为承平已久,无限制的皇权之下的贵族阶层和官僚系统不停地扩展权势和人群,使得利害计算之下,越来越多的人挤入直接间接变相吃官饭的人群,给官府办事,而事生产者事贸易者往往不堪重负,在自然灾害与官府权贵衙役小吏无限制的索求之下,商人破产,农民抛地成为流民。经济循环中止。“经济管理”无从谈起,破坏经济倒是常态。


2.自由市场不会带来“财富平等”,它也不会固化“财富不平等”


自由市场的经济危机是市场对消费与生产的调试问题,和古今极权形态的经济困境的最大区别是:相对于消费力而言,一个是物品匮乏,一个是物品过剩。而且一个是少秩序有管理(专制社会),一个是有秩序少管理(自由社会),不适于类比。

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少数人的操纵影响,最大的祸首是国家力量的扩张,如果不通过国家的力量,任何少数群体都难以操纵巨大的市场。而且如果在一个市场规则不被少数人也不被多数人破坏的领域,财富的世袭也是不容易的,中国古话有“富不过三代”一说,就是指往往家族后代们相较于创业者疏于,无意理财而破落,因挥霍而败家。这个期间,其他起于贫贱的创新者,就以自己的资本管理能力在资本市场竞争中而后来居上了。

金钱总是聚积在那些善待它的人手中。

如果我们把财产的私有制作为人类文明的地基,那么,均富的自然存在是文明社会的偶然现象,而财富的能够世袭和财富的不均等才是文明社会的常态,除非你以国家力量去人为地“均贫富”。美国和建国之处比起来,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一战二站冷战,911所引发的中央政府和国家力量的扩张,抑制了自由市场和力量的发育,个人的创新性力量。即便如此,美国仍然是最自由的市场大国,看看财富排行榜和前十名的公司。排在前面的是90年代崛起的信息产业公司和资本以及60年代崛起的个人消费及服务品产业公司和资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遗存已经很少,那时候居魁首的是钢铁,铁路等公用事业和金融资本。产业热点的转换淘汰掉了那些不能适应转型的资本家。

江山辈有新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真正的资本竞争力是对资本的运用经验和基本管理者的使用经验,资本热点的转型必然淘汰掉那些不适应者, 所有的成功者都多少有不适应症。而新人们却游刃有余,比如巴菲特擅长制造业消费品和商业的公司价值判断。而对信息产业没有辨别力。同属信息产业,就对于未来的适应性和相对竞争力而言,IBM不及微软,微软不及GOOGLE,原因就在于,在一个自由市场中,越是成功早的公司应变能力越差。


3.官商勾结的“特色”经济形态是法治不健全的不完全市场,既不公平也不平等也不自由。


而在一个管理形态的经济中,小企业是永远入不了那些对市场和企业理解弱智的管理者的法眼的,从而真正使那种垄断和世袭更加长久,这个在中国就是官商勾结,国企如此,民企也如此,民间企业家通过通官,买官(过去叫捐官)以逃避官府的伤害,而且还取得相对于与官无关的企业家相对的非市场性非竞争性的权力保护和专断优势。

索罗斯的“恶意袭击”是完全正当的金融市场行为,它使亚洲高速发展的经济中的恶性肿瘤得以清除。这种经济体制的脆弱性不是在市场发达地区,而恰恰是市场不发达的地区。是那些官商勾结猖狂肆意侵犯市场规则(自由,公正,诚信)的后发达地区,没有完成与市场配套的法治的地区。

亚洲经济之所以是高速发展,是后起地区的普遍特点,从管制到开放,对各类资源(最重要者是人力资源)的释放,使经济保持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增长,就像中国生产线工人是美国生产线工人报酬的二十分之一,加以以中国地皮之廉价,环保成本之低,税率之低,在自由贸易框架下,同样行业中国工人的收入应当超过美国工人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之所以没有这样,就是源于中美两国国家力量的不当介入。

大陆经济的崛起始于放权让利与开放搞活等一串让市场自由起来,资本主义发育起来的政策,这是国家对民间自由经济由压制到放松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民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势力而不是官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势力之功,后者的问题体现在大中小型国企,金融领域,矿产资源型垄断企业,国资局,发改委,证监会,银监会。大到整个体制。


4.自由规则所造成的自由边界


正当的自由规则所造成的自由边界,个人自由的限度企业自由的限度,应当止于对他者自由边界的侵害。换句话,就是每个自由的实体,它有不可以非正当剥夺侵犯甚至窥探的私人领域,不仅他者的自由至于此,国家的“自由”也至于此,法律的“自由”也至于此。

在保障自由的规则之下,所有言行都有边界和禁区,边界如上述,禁区则是:你不可自由的反对自由本身。你既不能自由的侵害他者的自由,你也不能自由的进攻自由的规则,你不可宣传“禁止言论自由”的言论,禁止“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的言论当被禁止,就像禁止“行动自由”和“行为自由”的行为当被禁止。


5.帝国主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敌人


罗马的崩溃是他的扩张的后果,即在扩张中,国家行政机器和军事力量越来越超越于法治的约束,民间的健康生产性力量让位于官方的掠夺性力量。可以说,罗马的自由,平等,法治是毁于战争的辉煌成就。

法治意义下的自由和平等在战争连绵的时代是无法长存的。两者通行的规则和造成的秩序不同,前者是规则的统治(法治)与自由,后者是强人和强势集团的统治与专制,命令与服从才是它的真规则。这样,法治就由真法律(即对平等对待所有个人的惯例)变成人治的工具,变成统治群体的意志的体现,而意志无常,法也无常,最后法律就堕落成政府的政策独裁者的命令。而在无法治的约束和保护之下,民主也就逐步堕落为寡头统治并进而成为僭主统治和帝制。

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就这样变成专制专断的帝国。

危害在政府,在国家,不是民间!

美国的民主如果突破法治,二战时期的民主党人罗斯福就曾是美国法治的最危险敌人(从而也是美国民主的最危险敌人,是美国的凯撒)。我不客气地说,如果有可能,美国国内的民主与自由一定毁于征服对他国的政府,或曰帝国主义政策,而不管他打着何种旗号(比如“为了自由为了民主”)。对伊拉克的战争可能有益于美国利益,可能有益于伊拉克人民,可能有利于全世界,但不会有利于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不过最初布什起兵的名义可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初看有道理)。


6.法治会合理地契合自由和平等。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与平等如同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法治。平等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或曰:法律无歧视地适用于每个人。而每个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却恰恰是这种自由和平等的必然结果。你说的先天不平等就是生而不平等,不同的基因,不同的家庭,造就起点的不平等,恰恰如此,规则的平等对待(法治)才更显得重要,这种平等是有利于每个人的自由的,却不会自动的使人们“事实平等”,所谓“事实平等”只有彻底的计划和专制专断政府做得到。


7.无法预见完美的制度


对于一种体制的效果,面对历史的经验,我们任何一个人或一代人都不可能比人类的经验更加有远见。我们限于本能的愿望常常和文明冲突。我们无从找到一种能充分彻底满足人类愿望和情感的文明。彻底的自由会毁掉自由,彻底的平等会毁掉平等。法治会合理地契合自由和平等。

民主和专制一样,都是人的野性难驯和文明的不发达产物,归根结底都是人治形态,人类消灭了专制,随后就当消灭民主。但是,只要没有在全球范围实现法的统治,为了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法治下的民主就仍然是个可欲的目标。

在人类的历史中,在制度文明层面上(甚至在科学技术层面上),停滞和倒退都是常有的事,但称之为循环,倒容易混淆他们的差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社会制度形态更是如此。



(二)


1.平等是平等,自由是自由


自由是个单立的概念和形态,和通常所说的平等无干,一个处处可见人人不平等的地域也仍然可以是个自由的地域,如果在人们之间有纠纷和侵害关系时候,裁决者(法院,包括行政系统或委托授权的民间社团)能够依据合法的规则不特别地对待所有当事人,并且这些法则平常也同样无差别(或曰无歧视)地施用于草拟者,制定者,发布者,执行者和施受者。只要他合乎法的精神,即使未经施受者普遍同意(立法民主),仍然不会妨害自由。

自由本身只是在行为者无伤及他人正当私域或公权正当范围时,不被他者或权力者无端干涉,而自由所涉及的平等仅是指在保障自由的规则适用的平等,决不是指“同一平台和起跑线”,当然如果“同一平台”是指同一规则系统的适用,也就无可辩证。美国建国之处当然是个理想的“平台和起点”,一个新移民为主且远离宗主国的新大陆,自由且平等的现实状态,最易构建理想的民主与法治。当然还有英国移民的对自由和法治的笃信,清教伦理对平等和民主的推崇,也使北美大陆和南美有了不同的分界。


2.如果不涉及公权垄断,精英很安全,社会也安全


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的结合,也得从两面说,如果是基础理念的一致,是有利因素,如果是利益的勾结,那就会使这种理念的共同体破裂。

不必担心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不仅权力是被分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社会资源也是分立的,知识,财富,和权力的人群也是分立的,这是市场文明的必然,分工的优势使得世袭几乎只可能在同一传统里进行。这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的自然结果,人性使然,自古以来皆然。以美国作例,财界曾有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福特家族;政界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知识界也是不胜枚举(但我一口举不出,可能这里更取决于个人的资质和努力,不象财界和政界的金钱和人脉资源好继承,以故后代们治学者往往无大成就。)

我们可以毫不担心的是,在继承最完全的财界,在个人自由和健康法治的情形下,对经济活力具危害的家族和行业垄断根本都无从实现,政界知识界更是如此,在自己最了解最擅长的领域都实现不了垄断,何谈他们的联合呢?

最危险的垄断我们倒是身在其中的中国大陆,中共这个“军事贵族集团”垄断了这个地域里一切公权和公共资源,并且随时侵害着个人的生存,安全和自由。不要担心美国人从天堂堕落到人间,倒是该怜悯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在地狱之中了!随着老阎王的归西,只不过我们已侥幸从十八层爬上十七层了,康晓光所谓大陆“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的结合”,是个可笑的说法,总体上说,稍得宽纵的“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都是权力集团的附庸而已,但是已比过去的纯然奴仆地位好多了,但是离称兄道弟的资格还差远呢。


3.财富的能够世袭和财富的不均等才是自然的常态,而且有助于个人和社会抵御国家的暴虐


要禁止的私性垄断,首先是对公共资源的私人垄断,比如“军队,法庭,政府,媒体,公地,水源”等,而私人产权的首要标志就是独占性,“别处买不到”的物品和服务就是垄断性的,但那也是价格高低的问题,如果它构成了对他者的生存,安全和自由的唯一性胁迫。这种产权的私有性也必会被公权削夺,比如土地的私有权就绝非神圣不可侵犯。

能够改变“而财富的能够世袭和财富的不均等才是自然的常态”这种常态的唯有国家暴力,而国家力量是通过对财产继承的介入 ,对市场竞争结果,财富不均的调整(从税法的歧视性规定直至没收)。

这种国家力量对民间社会的侵入,使得民间深受政府的控制,无力抵御他的侵害。正是这种情况才是古往今来独裁专制社会的特点,看看任何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首先打击的是足以抗衡或危害他的地方势力,诸侯贵族,豪强地主,大商人。而不是一般的普通人,普通人为生存奔忙,哪里会和官府做对!

一个个人完全均等,没有精英的社会,是一个最易造成专制的社会,因为没有强大的可以从精神上可以抗衡政府力量的个人和社团。


4,私有产权关系言论自由

“而财富的能够世袭和财富的不均等才是自然的常态”,这样的常识在大陆的知识界已经陌生的一塌糊涂了,因为他们非但身家性命攥在党和政府(还有那个抽象的被党和政府代表的人民)手里,而且连在课堂上的自由学术讨论都要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

看看号称大陆最具学术自由的北京大学的一把手闵维方先生的作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里,闵维方提了一条修改意见,认为在文件当中一定要明确提出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这一条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新华网)

祸害孩子们!

我赞成齐声讨伐这种狗腿子,使得北大和大学能得讨论自由。使得其主人再无此类狗腿可用,这样大家也就可以平等自由地讨论问题了。

因为党和政府对资讯的过滤和阻隔,对公共领域里自由讨论(课堂,媒体,公开讨论会,网络)的限制。使得不单我们的身心处在地狱里,我们的知识和见识也是处在一个“知性的地狱里”,自救他救,我们都需要得救!


5. 英雄与民主


进化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优胜劣汰”,什么样的规则造就什么样的秩序。

英国人民是有政治智慧的人民,他们等不及二战的硝烟散去,就把丘吉尔换下来了,伟大的民族懂得如何对待伟大的英雄。

伟人如果不是和公权结合侵凌法治,他就不会有大伤害反而会有大贡献。对自由民主制度而言,在初创时期,他是伟大的奠基者,在和平时期,他是伟大的建设者,在战争时期,他是伟大的捍卫者,正面有华盛顿丘吉尔和里根为例,反面则有斯大林袁世凯和希特勒。

单纯的民主,在没有保障个人自由的法治的制约之下,距离专制只有半天的路程!

法治的败坏,是民主和独裁(都是专制了)循环的根源。


6.精英,平等和产权


思想观念上的,精神上的真正的平等永远不会实现,除非是在克隆人的世界。

精英阶层的形成在任何社会形态里都是必然的,而且一个成熟的精英阶层的形成也非一代之功,从绝对意义上讲,是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一个简单愚蠢的例子:对于藏族和藏文明而言,是奴隶主阶层的价值大还是农奴阶层的价值大?

问题在于,对于精英阶层,不论他是生机勃勃还是腐朽没落。都不应人为地以社会外的当下的国家力量打倒消灭他或扶持固化他,随他去吧,造化自有安排!

人类正是摆脱了丛林法则才走向文明,这里“私有产权”制度是基础性的。如果彻底推行丛林中的共产主义法则,我们一定会重新回到丛林中!只不过酋长和巫师合而为一改叫主席了。

和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朋友”见面

前面的话:首先,我要向下文中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你”先生报歉,此文纯属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者,如有冒犯,请多包涵。我本无意进入历史记载,你也无此心。可是老天在上,你走入了我的历史中,这是天意吧。

我来北京有三年了。

2003年,你电话里一开口就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你能不能来市公安局一下,我当时就恼了,无事,不见,有事电话里说。你说是朋友,过去就见过的啊,可是如此不客气的朋友我是交不起的。你随后又说我应当见你,说见你是公民的义务,你代表政府,我说不知道哪条法律规定了这条公民义务,你问我在北京做什么,我说做股票,你说西安不能做吗?我说谁规定北京不可以做股票?话不投机半句多,最后你说那以后也不要不接我的电话啊,我回答:你不会说接你的电话也是公民义务吧。

今年7月7日前一天,你来电话,要约见我,我说不见的好,你称现在与过去不一样了,从形式到内容都不一样了,我笑道:可是我不想要你那个产品啊!你说于工作和朋友都应见面,我说你那个身份不好作朋友,而且那个工作是你的又不是我的.你还是希望约见,让我考虑考虑,改天再来电话,我说,那好吧,考虑考虑.

9月29日本打算把邓正来译的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再看几章,然而你来电话了,下午就要见,鉴于我来京三年来你几次约见,我都推掉了。你如此殷切,我也不好再推拖,况且你还说“见面对我有好处”,除了坏处,我想不出对我有何好处,反面理解,可能是不见就有不好处吧!还是见了吧。 我说可以带录音机吗?你说无所谓,随后说,不要啊!呵呵。

下着雨,堵着车,你还是来了。

时光飞驰,你我都老了,头发已花白,你我都说:“走在大街上我不会认出你”。你告诉我,政府变了,公安变了,看法和手法都变了,我记得七年前(那时你们也是要请“郑旭光先生”去北京市公安局谈话,后来改在麦当劳)你就这么告诉我的,说和五年前不一样了,是啊!老邓老杨也死了,宪法也变了,核心也退了,李鹏也要写“关键时刻”;那个正宗的国民党也回来了,上了北大的讲堂讲“自由主义”,坐惯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中华民国”大牢的李敖老先生也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大讲“言论自由”,来摸老虎的屁股,还号称是“偏要摸!”,“是老虎让我摸他屁股的。”

中国共产党也想学好了,温家宝说:“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胡锦涛说“我们所建立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

多好听啊,如此美丽的语言。

世界变化大啊,“64”以来,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没剩几个了。

记得89年在秦城看守所的时候,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出事的时候,所长把我提出去问话,问我怎么看:我很谨慎的回答说“既有今日,必有当初”。(以民间俗谚当解说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或者“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至此之后,所长就不怎么搭理我了。 当时有个自感“理论修养”满高的“管教”(想想看,这些昔日的看守或曰狱卒,却要代父母管教你勒。),跑来与我说:波共,罗共的江山是苏共帮着打下来的,党的根基不深,南斯拉夫是不会有问题的,不旋踵,南斯拉夫也出事了,他又解释说:还是苏共牢靠,时间久,江山稳。 等到苏联“819”解体,我已经出了秦城(但按海外朋友的话解说,还在“里面”),无从找他理论了。

正是:

具网易,搜遍全球,数风流共党,朝越中巴。

1989年,在与世界音讯隔绝的两年里,除了坚信“学运”中自己的作为无论对错都在“天理良心”的基线上之外,我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的警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你们是对的,没有错”表示,也支持了我的信心,那时,我开始熟悉这个特别的角色和良心背离的群体。

很感慨啊,有事无事,也与一处的先生们打了十几年交道,时至今日,“同志们”退休的退休,升职的升职,调离的调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喜欢也好厌恶也好,时间长了都生了亲近感,或者,这就是传说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西安政保的老张处长都退休好几年了,那是1992年喽,13年前,记得那是1992年的64前夕,张先生带着两个随员来看我,谨慎而客气,当我按耐着严肃要求查看证件时,人家忙掏出来递上,两个随员也忙递上来,我一下子对他产生好感。

1993年的北京中日青年友好中心,几个身份不明人,并不出具证件,也无合法手续,就要扣留我,当我欲走时,其中一位女士说:北京是我们的地盘,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说,北京不是中国的地方啊,你们黑社会啊。他们不是黑社会,他们把我挟持到了新源里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向我保证他们是警察,雪夜里,他们把我押到了老“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没道理讲啊。

(你说,那一年,你在送我去北京车站的北京警察里,你看见我摔倒了。)

三进宫,使我变成了对意外过敏的人,我的交往不多,对于任何没有事先预约的门铃声,我都心中忐忑,是一处吧?是片警吧?真格是“作了良心事,倒怕鬼敲门”,看来不是我有问题,就是这个政府有问题,抑或我和这个政府都有问题?看来是我们都有问题了,我建议,等到中国人自由的那一天,大家一起去做心理治疗吧。

王丹曾告诉过我讲:北京一处某处长与他恳谈,讲等“六四”平了反,你也不做政治的,我也不做政府的活了,我们一起写“89后民运史”吧,多么美好的意境啊,领导就是领导,境界和觉悟都不凡。

当然,从“政保”到“国保”再到“联邦调查局”,大部分的同志还是想为国家继续服务下去,直至领到退休金。

好了,共产党垮台后的事不提了,我问你从那里知道我的电话,你说早知道了,问谁告诉你的,你却忘了。

“真的忘了”,你说。

我一再声明,我们的见面越少越好。

“你也不希望领导安排我随身跟着你吧”,你说。

“不不,还是有话直说的好”,我忙声明。

我说到了法治,说到了恶法,也说到了大陆经济和投资理论。

你提到我应可以感到“政府”的变化啊,我说我只是对和我打交道的个人有感受,“政府”既不是人,又不是东西,我把握不了。

你说,我们说说正事吧,你平常和谁来往多。

我答:我自己。

我是个迟钝而敏感的人,当你的随员提到刑讯逼供时,我当时就恨道,我对此类行为深恶痛绝。你说你的有些同事对我们这些人很不耐烦呢,唉,叫我说什么好呢?马不知脸长啊。

你要走了,我说急什么,再聊聊啊,你说要接孩子放学啊。

临走你问我,当地没警察找我吗?我说没有,你说:可能他们还不知道吧。

(你希望他们来照顾我吗?)

你问了我妻子的户口,我说“在西安”。

“儿子也是西安人啊”,你说道。

(你想帮我的儿子办北京户口吗?)

你们走了,雨仍在下。

说实在的,我很不舒服,这样的见面,每一次对我都是一种伤害,一种屈辱。我可怜自己,失去了那种血气:不见,去拿手续来!请把你们的证件出示一下。

多年来,我把这个政府这个党的存在,就当了一个自然灾害。然而你们却一定要提醒我:政府不可能不关注你。即使你的老朋友把你忘了,政府也会记得你,关注你。

“自然灾害”惦记上了我,这太不自然了。

我也早说过,你们的身份我们很难做朋友,况且工作是你的不是我的。见你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你说“没有坏处吧”我说“没有好处”之外“剩下的全是坏处了”,见我是你的工作,有工钱奖金可领,对我却是我的私生活了。这种不尴不尬的朋友约见还是没有的好。

然而,你一定要约见我,“为了我好”,代表“政府”,以“工作”的名义,也以“朋友”的名义。

可能,我也想了,我与你们见面的好处倒是有一条,提醒我:一切都没有过去,我十六年前的那场“罪过”还没有过去,我仍需为此“赎罪”,继续付出代价。装孙子,那是不可以的!

难受了要说话,铁树要开花,我的心无奈而柔软得包不住那坚硬的仇恨了。

《无间道》上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老天在上,为了我在89年以来的“罪”,我已经还了十六年了,还没有看到尽头,你们呢?你们这些为这个党这个政府做事的人呢?

谁能说自己是无辜的?

我相信,就像中国人说到“六四”时常说的一句话:迟早的事!

我相信,当天谴来临,当报应开始,一切终究会被清算。

好在老天有眼,早就给了每个“罪人”忏悔赎罪的路,就看他觉悟不觉悟,有没有造化了。


200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夜。

六四流血不可避免吗?(八九民运思考之一)

韩国光州事件与台湾绿岛事件我不了解。

中国的89民运,确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枪声响了,大局定了,这点可能与很多现代民主运动的命运相似。

在火兵器主导的现代,面对意志坚定的掌控着军队的独裁者,民间抗议运动的命运也就是这样了。

64事件不得“平反”,大概是相关镇压人士及事件得利者势力犹存,“平反”不单会使他们丧失利益,而且有遭致清算危险,况且若“六四”若平反,可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地位不保。
事后看来,89民运的转折点自绝食始,这是个“胜负手”,绝食学生放手一搏,球到了中共脚下,然而历史若可假设,绝食只是学生把主动权丧失了,并不一定会必然招致失败,众多因素起作用的事态里,正确的行为也可能招致失败,错误的行为也可能意外成功。历史的分析很难有确定性,但是,事件的概率是正确行为的分析依据和起点。我和王超华等北高联常委院校代表坚决反对发起绝食的原因也在于此。

我记得在说服马少方放弃绝食之议时,曾提醒他:中共政治局不大可能在一周内否定4.26社论。希望他考虑到僵持下去的局面如何收场,并在他强调绝食是绝食学生的个人行为时提醒他,其他学生不可能在他们在广场绝食的时候继续上课,而在声援绝食学生之后也有可能加入其中。他所说的发起人能够控制绝食人数的想法是不可靠的。

在马少方去年“历史在鞭打现实”一文中这样提到:

“绪光由此以后,交往比较多。绪光的理性、纪律和随和,让我这个散漫惯了的人,很是佩服。记得五月十二日晚,我去北航看大字报,正好赶上北航在开一个会议,绪光在会场门口撞到我,立即说:正好遇到你,两件事,一是请你在这里讲讲绝食倡议的事,也听听大家的意见,一是会后一起去北大向「高自联」的常委们讲讲绝食倡议的事。我说:在这里讲一下绝食倡议的事可以,去北大参加会议就不必了吧。绪光非常认真地说:不行,你一定要去,去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有没有补救的措施。原来绪光并不赞成发动绝食,所以他希望我能去听听,也去阐述一下自己的观念。他希望我们慎重对待这件事,并且向我分析了绝食可能带来的后果。可惜,他又哪里知道,我这个绝食倡议人,也是不赞成绝食的,王丹也不赞成,王丹的签名还是被我逼的。但倡议已经发出去了,并且我也在北航看到了张贴出来的绝食倡议书,还看到了上面有很多人跟著签了名。到那时,我也没有认真想过真的绝食了,结果会怎样,又当怎样收场,而绪光已经在认真考虑这些事情了。 ”

当时的形势是,北高联大会在“五四”前通过决议,决定于“五四”后各高校陆续复课,原因在于各个理工院校课程拉下很多,而且由于“4.27”抗议游行成功地反击了“4.26”社论,使校园中和知识界中紧张的恐怖气氛为之一变,大家的情绪也缓和了,后来在中共统战部我听到戴晴讲“4.27游行,是学生救了知识分子”。五四大游行,去天安门广场,在高联常委会是4:4,一票弃权,结果提交大会表决,大部分没能参加“4.27”游行的小院校非常积极,高票通过游行至广场并于广场纪念“5.4”的决议。

事实证明,“5.4”游行比起“4.27”游行的气氛已经大变。而且随后的光明日报对游行作了图文报道,图片中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会旗上的“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字样清晰可见。
中共的宣传口也顺水推舟地将学生的复课与赵紫阳的“54”讲话联系在一起,倒果为因地称复课为赵紫阳讲话的效果。

我记忆里,五四后,仍坚持罢课的学校是“北大”和“北师大”,有意思的是,这也是两所有悠久学运历史的高校。

绝食的发起者(绝食发起六人王丹,程真,吾尔开希,杨朝晖,王文,马少方;前列四人为两校学生)和绝食团的骨干也是以两校为主。

民主运动的发展高潮和成功当然是以各类条件为依据的,但是在历史分析中,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身大陆的研究者往往忽视时运和个别关键人物的偶然因素,其实古人早就发现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互动关系。站在历史的情境中,必做之事和必不可为之事都是当事人的主观看法,事件变迁以各种偶然和意外所展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故而我并不赞成“六四流血不可避免论”。

民主运动的发展高潮和成功需不需要条件?当然需要,一般地说,需要和平宽松的政治气氛。事实证明,在现代中国,往往是和平宽松时期主流舆论危机意识强,而在危机时期中的主流舆论往往是歌舞升平和麻木不仁。在国家的危机中独裁专制政权才得以稳固,而在国家安全和平的环境中,独裁专制政权的危机倒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交接很多是和平和半和平的方式,比如辛亥革命就是以清帝逊位方式完成。中国近代史的战祸不断主要与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和日本有关,这两国确实是中国人近现代史上的大祸患,无日本的入侵和俄国势力的介入,(国共两党均是赤色俄国的孽生物。),20世纪的中国史肯定得全部重写。

从结局看,中国大陆应当兼具苏东共产极权国家与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西方国家和韩国台湾东亚国家的双重特点,是由掌握极权政府的共产党向威权政府靠拢的结果。这可能是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带来的特点。在89年前,新权威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知识界和官方的主流思想,而自由主义是完全弱势,“六四”事件使民间与官方的精神和情感彻底分立,政府和民间都明白了,人民不是政府的人民,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放弃幻想,各奔前程。“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朝野各自的共识。六四血案,苏东巨变,幻灭了体制内外改良力量的指望和预期。讨论的话题也由如何改良传统社会主义变成了如何向自由资本主义转轨。不同看法的分歧更多地着眼于手段和利益的界分。 政府变成地道的新权威主义政府,而民间社会开始向传统文化和自由主义寻求资源。
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与2005年的思想界实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是太幼稚,太浮燥了,积累和深度都差很远,是个囫囵吞枣来不及消化的时代。当然,那本就是个“狂飚突进”的文化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极好的,“六四”前的绝食和戒严期间,(香港传媒云:还没“军管”已“学管”。),据官方媒体报道统计,在北京,在警察不作为的情形下,交通事故率和刑事犯罪率都下降了。学生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极其和平和非暴力。

89年,不光市民而且包括也包括学生和知识界主体,并无明确的自由主义图景。而一旦发展到戒严对抗,多数人就无行动的心理依据了。六四镇压前,大部分北京学生和外地声援学生已经撤离广场,只有少部分人坚守。而到了六月三日当夜,当戒严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时,在校生和市民又拥上街头保护那些满怀“革命激情”的广场坚守者。因此伤亡在天安门广场之外的市民何止万计!说“因此一旦镇压开始时,只有学生在孤军奋战”是绝对不公道的!!政府的愚蠢成就了89民运。也启示了知识界的心智。

任何时候,当政府和人民心怀革命和反革命的恐惧时候,自由是罕有的。

“民主运动的高潮”不是假想,是认知的错误。那些热心深受“共产革命神话”影响的“广场革命者”,将市民的出于道德同情的声援高潮当成了“民主运动的高潮”,同样,“六四”镇压,从狭隘处看是对“民运”的扼杀,从广义上看更是对“自由”的扼杀。 “因此,如果历史可以重来,能不能尽量避免这场悲剧,尽量不与政府彻底决别和撕破脸皮,以一种更理性和现实的态度以保护稚嫩成长中的民主和启蒙运动.而同时以这种运动建立起影响力和威信,给改革派以依靠,在朝在野同时进行民主运动.而同时在那场运动中所做到的那样,争取到权利展开与政府的对话,施加影响压力,而做到一种良性互动.”

这是民运在六四流血后的主流意见,也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理想方案,其有效实施,不单要朝野良性互动,还要有好的环境。在朝野双方的稳健力量不能以坚决意志制止或不妥协于那些认知和意志都很决绝的己方强硬分子的鲁莽行动的时候,对抗结果难以避免。况且,对于一个长期的不能形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民间政治抗议环境的大陆中国,奢望骤然勃兴的民间抗议运动能够像一个理性组织一样应对中共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极权组织,是有些妄想。

对于学生的不成熟,我是这么看,正是学生的不成熟和他们的自知之明,使他们将自己的目标限定于有限领域,不做无法自控的行动,而且在严格污染了的政治思想和话语之外,他们提出了“落实宪法三十五条”和“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并要求对话解决。这些行为现在看来,仍是如此精彩。而这一切,正是“北高联”“对话团”两个主流学生组织在清晰认知到学生的局限性和时势环境的特点而采取的。他们在行为中严格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深知学运不可能不为党内权力斗争利用,所以他们更加注意不主动介入党内斗争的原则, 保持学生运动“纯洁性”的原则。如此这般,由于学生谨守原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反而学运搞的有声有色,而所谓成熟“黑手”的介入,反而有可能是失败的祸端。

那种纯粹以得失论成败的事后诸葛亮们式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建议,无论是大众式的“见好就上”还是精英式的“见坏就上”都是不治病的狗皮膏药。都是夸大了相对于环境和对手而言自己的能力。以当时的情势,89学运能够全身而退,以待时变,就是大功告成了。遑论成与败!
在新的时代,政治博弈的环境变了,而邓小平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以你死我活的心态看待问题,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看待正常的民意表达。而这恰恰和那些迷失于“人民革命神话”的激进学生和其幕后黑手(负责任的说,我也是揣测他们的存在)形成对手,搞了一场臆想之中的真实战争。而整个中国和普通的良知之士却为这些恐龙时代的老练的和幼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付出了血的代价。

“有人说,89民运成就了东欧,却没成就自己”是有些道理,“64”惨案以及整个文明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谴责和制裁,在东欧领导人内心所唤起的良心震动是不能小视。对于苏东的演变是有不可以低估的心理影响,就如同苏东巨变也影响了中国朝野的心理和认知。

在非暴力的图景下,天鹅绒革命之后还有颜色革命。

“阿卡耶夫说,他没有下令警察向示威者开枪,这是他总统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所作出的唯一正确抉择。’‘我没有让我的双手浸满鲜血,我没有允许国家出现分裂’,阿卡耶夫说,‘我留给你们一个清白的心和灵魂,不值得为权力流血,哪怕是一滴。’”

‘我留给你们一个清白的心和灵魂,不值得为权力流血,哪怕是一滴。’这个就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精神!

古语云: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说到经验,有个玛雅人的神话传说,说到了经验总结和预防的悖妄。他们预测世界有三次灾难,第一次他们居住在河谷,结果发洪水;后来他们住进森林,结果生了火灾;最后他们搬上山,却碰上地震。

从事后看祸患,都是不可免的,原因简单:免过了的祸患(可能发生的)都不是祸患(事实发生的)!所以我常想,六四的发生,事后看来,简直是在劫难逃,是中国一劫,因为事后看来,中间有那么多的机会,都可以不走到那个血腥的63之夜。当然,这是宿命的说法,卸去了相关行事人的道德责任,不能替代认真的探讨。而人世间的道德和规则的价值,就在于由于我们事先不可能知晓行为的结果和全部意义,所以我们得遵循道德习俗和戒持。

结果的不可逆转只能加强对行为者的责任要求!

尽管个人是无知而弱小的,然而罪错却不可免,作为89年学运和民运的亲历者,我无从回避来自各方的对我当年行为的指责和审判。事实上,在1991年,对我而言,紧随中共的审判的就是流亡海外的激进学生领袖的指责(前者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后者参见莱因笔会《回顾与反思》),只是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自律,我不客气地回应了前者,却客气地一直没有回应后者的指责,这个也是我的心理不够强大的一个证据吧。


2005年10月5日修定于10月18日